李丹慧：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3

中国中断中美会谈，使两国和解进程实际上停滞下来，以及毛泽东在“五·二○声明”中没有延续中共九大将打倒美帝和打倒苏修并列的提法，而是只号召打倒美帝，以此对美国出兵柬埔寨的行动做出强烈反应，显然是在给美国施加压力，其目的主要有三点，其一，向美国方面表明中方的立场：中国在做出与美和解新的务实的战略抉择时，不会放弃支持和援助印支三国人民的革命方针。美国要想恢复同中国的邦交，其前提必须是逐步减少对印支地区的介入，而不是扩大其侵略和干涉行为。其二，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方面认为苏联百万大军压境，而且它把如此多的军队集中在另一个国家的边界上，是二战以后所没有过的，由此，客观形势已使苏联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40]中苏关系的紧张状况，使得中国要加快对美缓和的步伐，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渠道显然已不能满足这种要求。即如周恩来后来谈到的：中美双方谈是谈了，但是大使级的谈判不能解决问题，谈了16年，又碰上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和侵略柬埔寨，我们就把谈判停下来了。根据中国内战时期的谈判经验，只有直接同蒋介石谈，才能解决问题。[41]这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同尼克松谈，通过中美高层会晤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实质性障碍。[42]由此，中国中断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另一个考虑，就是想以此促进美国及早与中国进行更高层次的对话、更实质性的接触。其三，明确了上述的立场和态度以后，中国接下来就是静观美国方面的反应，并由美方的态度试探其缓和美中关系的诚意和决心。

对于毛泽东“好战”的声明，虽然基辛格认为它不过是虚张声势，[43]尼克松却还是感受到了中国方面的压力，并且在盛怒之下一度下令凡在越南用不着的第七舰队的舰只24小时之内全部开进台湾海峡。但他很快即醒悟到，毛泽东还是留有不少口子以待恢复两国互相接近的长征，将其全部堵死对美国毫无益处。[44]这样，一番较量的结果是，在中美会谈中断期间，基辛格做出了华沙这条渠道太“受约束”的结论。[45]而且，美国在6月中旬又重新开始寻求同中国进行接触，尼克松并于6月30日宣布从柬埔寨撤军。美国的这种反应，正好符合了中国预想的目标。于是，中国政府也着手考虑恢复与美国的联系。[46]

以坚持对越基本方针促中美和解（1970.7-1971.12）

这一时期，中美双方开始进行高层接触，为实现和解做准备。由于两国隔绝已20余年，中国方面并不指望问题一次就统统解决，而是认为接触接触，就会找出一个头，从什么地方开始解决问题。[47]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方面以坚持对越外交基本方针，重新大规模援助越南，并拒绝向河内施加压力，来促进美国打破在台湾问题上的僵硬立场，迈出与中国和解的关键一步。

美国军队撤出柬埔寨后，以1970年7月10日中国政府宣布释放在押美籍犯人华理柱主教(Bishop James Walsh)为起点，中美双方重新寻求靠拢，就举行高级会晤问题互致口信。美国并暗示中国美从台湾撤军是与结束越战相关联的，试图引起中国对此问题的关注。[48]此间，中国方面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范文同时谈道：我看你们能进行外交斗争，你们做得不错。起初我们有点儿担心你们会上当，现在不担心了。[49]是年，中国对越南主要武器装备的援助与1969年比继续减少。[50]

中美两国向着高层对话阶段前进时，1970年末，美国为迫使越南接受其谈判条件，出动数万美军、西贡军队等武装入侵老挝，同时进攻越南南方所属的9号公路地区，对越南北方进行海空袭击，将战争又一次升级。这次，中国没有中断中美之间的联系，而是采取了务实而不屈从、革命而有限度的更为灵活的步骤。

其一，12月11日，中国在越南政府发表告全国人民号召书的次日即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严厉谴责美国的军事冒险行动。[51]并于次年3月8日在尼克松通过发表外交政策年度报告重申美国渴望与北京改善关系，向中国发出明确信息[52]后，同越南共同发表联合公报，指出美国的行动不但直接威胁了越南的安全，而且也威胁着中国的安全。支援印支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中国人民责无旁贷的国际主义义务。并强调说：中国人民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公报还提出，越南人民坚决支持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省，并坚信台湾必定会得到解放。[53]这样，既明确向美国做出不惜与美国一战来支持印支三国人民的警告性回复，又间接向美国重提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以此对美国施加压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在3月3日召开会议，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随后，周恩来访越，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谁讲出不能帮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话，那就是叛变，就是背叛革命。[54]

其二，与此同时，中国又注意为继续打开中美关系留有余地。1971年2月4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在同挪威驻华大使的谈话中谈到，中国了解美国政策的新动向，并表示特别希望同基辛格会晤，还特意要求他提请美国方面注意这段话。[55]

美国方面注意到了中国方面发出的这个信息，不仅在一个官方文件中首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称呼，而且继续放宽对华贸易限制。[56]此后不久，毛泽东导演的乒乓外交轰动了全世界。4月21日，周恩来适时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Yahya Khan）向美方发出邀请，重申中国政府“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57]美国官员也建议尼克松抓住乒乓外交的机遇做文章，把欢迎访华归国的美国乒乓球队同欢迎从越南战场撤回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安排到一起，随机提出总统计划中的撤军比例，以显示其寻求亚洲持久和平的良好形象，并消弭国人的反战情绪。[58]这其实也是想将改善对华关系问题与越战问题相联系，通过美国国内的舆论宣传向中国方面示意美国在解决越南问题上对北京的期望。随后，尼克松转达了亲自访华的口信，并提议由基辛格作为特使先行秘密来华举行预备会议。中美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于5月26日召开会议，讨论即将举行的中美高层会晤问题，确定了有关台湾问题等中国调整对美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其中关于越南战争问题，会议报告提出：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撤走。报告最后并专门提到中美会谈是否将有碍印支抗美战争和越美和谈，认为“这可能有一时波动，但谈清楚了会更有助于印支抗战和巴黎谈判，因为尼克松已认清美苏争霸的焦点在中东和欧洲，还不是远东。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必将有助于撤军和巴黎谈判。即使步骤有先后，也更利于支援印支抗战。”[59]可见，中国领导人在为会谈做准备时，已考虑到要在和谈问题上帮助越方做美国的工作。其后不久，周恩来7月5日会见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惠特拉姆（Australian Labor Party leader Gough Whitlam）时，表示北京现在赞成召开包括非亚洲国家参加的解决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Geneva conference)。[60]这实际表明，中国方面此时设想通过中美高层接触和举行国际会议，来促进越南问题的解决。此点从几天后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会谈中突出反映出来。只是中国对自己所能起的作用过于乐观，而且低估了越南方面的抵触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