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慧：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6

中美《上海公报》的签署，使双方在台湾问题和共同反霸问题上正式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为以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后，周恩来于3月初再次亲往河内通报情况时，一面首先追溯中国领导人的一个错误看法说，“关于越美和谈问题，当时曾认为时机不够成熟，后来毛主席作了肯定”；一面表示：“如果印支问题不解决，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无法实现的。”[89]以此既迂回地表明了中美关系打开后，北京希望巴黎谈判能够谈出成果的态度，又以自我批评的姿态，以及中方在中美和解与援越抗美的关系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安抚了越南领导人。只是在河内看来，中国与美国结束敌对状态，即如两个兄弟，一个兄弟和别人打架，另一个兄弟却与那个兄弟的敌人握手。因此，黎笋对周恩来说：“尼克松已经和你们会谈过了，不久，他们就要更猛烈地进攻我们了。”[90]中越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

3月底，越南军队在越南南方战场发起全面进攻后，尼克松政府一方面采取报复行动，大规模恢复对越南北方的空中轰炸和海上布雷，一方面向苏联和中国施加外交压力，希望苏中两国能迫使河内回到谈判桌前。面对美国的压力和越南的离异倾向，中国方面继续表明了支持越南抗战，同时不介入和谈问题的立场。4月3日，基辛格秘密致函中国，指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以促进和平解决越战对于尼克松政府的极端重要性，并提醒说，美国在印支受辱，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对此，中国除了以外交部名义公开批评美国对越南北方的空袭，还在4月12日通过秘密渠道复函美国，对越南表示声援，于重申中国愿意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同时，警告美国不要在越南问题上“越陷越深”。[91]同日，周恩来接见越南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阮进(Nguyen Tien)，表态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越南政府声明的严正立场，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92]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了大规模援越行动。5月13日和14日，周恩来与越南外交部部长、出席巴黎和谈越南代表团团长春水会谈时答应在铁路修复、开辟海上隐蔽航线、增加武器装备援助、抢运粮食和汽油，以及扫除水雷等问题上，统统给越南以帮助。随后，余秋里即在国家计委、军委工办18-25日召开的全国援越任务动员会上指出：增加援越物资生产，大力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斗争，是一项紧急任务，“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充分满足他们的需要”。援越任务是“光荣的、重大的、长期的”，“不能讨价还价”，必须认真研究，安排落实。中越双方在5月至8月的几个月中频繁进行会谈，商议和解决了一系列援越的具体问题。[93]中国政府并决定再次派出支援部队进入越南北方。根据中越两军总参谋部达成的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于5月开始派出汽车运输部队、海上扫雷部队等，入越执行援助任务。[94]正是在中国的帮助下，1972年进入越南的援助物资以及从越南北方运往南方的物资比1971年增加了近一倍。越方与中方谈判援助问题的代表、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即曾表示：中国这次向越南提供的补充援助，“对一些主要物资可以说百分之百地满足了要求”，越南党和政府“都感到非常高兴”。[95]

不过，中美双方对共同利益的确定和重视，使得中国在越南问题上强硬的政治立场和军事行为已不会再破坏大门已开的两国关系。尼克松4月18日在白宫接见访美的中国乒乓球队时即表示：尽管河内发动攻势，美国以轰炸北越进行还击，但是，美中关系仍在沿着恢复邦交的轨道前进。[96]

第二阶段，1972年6月至1973年5月。此阶段在越南问题上的军事行动及和平谈判都进入到最激烈、最关键的时刻。由于美苏于5月份签署了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使中国认为，美苏有接近的趋向，其将威胁到中国发展对美关系的外交战略；另外，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的关键是台湾问题，而解决之的先决条件是越南问题，这已是北京和华盛顿双方都坚持的一个基点，因此，中国希望美军及早撤出越南，以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进一步实现中国联美抗苏的既定战略目标。而且，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战争的结束实际将更有利于越南以后统一南北两方的军事行动。这样，中国对越南的外交方针，特别是对巴黎和谈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一方面抗议美国在越南北方的野蛮军事行为，尽量满足越南的一切物质要求，为越南以后的统一战争奠定基础，一方面积极劝告越南和压美国适时结束战争，同时继续保持中美之间的接触。

1972年6月19-23日基辛格再度访问北京时，虽然在寻求中国对解决越南问题的帮助上面依然没有取得什么新的实质性进展，却感觉到中国方面对实现越美停火的兴趣更大了。[97]基辛格的感觉是不错的。尽管周恩来在同基辛格的会谈中没有改变对越南问题的原则立场，但在与越南方面接触时，态度已有所不同。美苏5月最高级会谈之前，周恩来还向河内表示不过问巴黎和谈，支持越南把战争进行到底，并赞成搞掉阮文绍政府。[98]此后，中国则开始示意越南应回到谈判桌前。7月6日，周恩来在会见春水和李班时指出：越南战争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美国有所松动，谈判解决，今后4个月是关键时刻。几天后，他即建议巴黎和谈越南代表团团长春水的特别顾问黎德寿直接与阮文绍及其代表谈，认为既然阮还是右派的代表人物，那就还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取代他。[99]当范文同8月份来中国云南昆明休假时，周恩来专程前往探望，就越美谈判问题交换看法，随即又派人去向范文同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关于越美谈判，军事和政治问题不能分开解决，在南方成立左、中、右三派联合政府是对的。先让美国将军队全部撤走，交换战俘。成立联合政府可直接与阮文绍谈判，需要时间，谈不成再打，估计美军不可能再回来。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是争取一个过渡时间，休整后再打，最后取胜。”周恩来并于8月18日在京会见了黎德寿。[100]在河内放弃谈判而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时，中国对越南领导人强调谈判的正确性，明显具有提醒越方恢复谈判的意思。鉴于越南始终坚持以美国撤换阮文绍为停战的条件之一，周恩来的建议和毛泽东的意见，实际已表明北京不赞成河内继续在这一政治主张上僵持下去。毛泽东还进而明确了这种提议的策略性理由，即先“送神”，再休整军队，然后于无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一举完成统一大业。[101]此后，8月下旬，黎德寿在巴黎提交了关于谈判问题的新的建议，主张联合政府的建立将既包括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也包括阮文绍政权。这是河内首次表示接受西贡政权。越南领导人并对此做出解释说，美国人一撤走，阮文绍将更容易对付。[102]越南方面的这种转变，显然表明中国方面的影响是起了作用的。

与此同时，为了加速向各自的外交战略目标靠近，美国方面竭力驱散美苏首脑会谈给美中关系投下的阴影，并请北京在解决越南问题上助其一臂之力；中国则在劝说河内之时，也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8月4日，基辛格在会见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时，针对北京关于美苏签署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有悖《上海公报》反霸条款的指责，以及对美苏重新接近的警觉，特意指出：美国将抵制莫斯科在欧亚大陆建立霸权的企图。表示希望美中关系进一步发展，这样，说对中国的攻击牵涉到美国利益就更有说服力。强调美国这届政府把安全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北京所说的以经济利益为首。保证美国不会参加任何孤立或针对中国的协议。[103]以此继续突出美中的共同利益，打消中国方面的顾虑。此后，基辛格又在10月份向黄华表述了请中国对越南施加影响，劝其以明智态度恢复谈判的意见。而中国方面则乘势于10月25日巴黎和谈恢复以后，由黄华带信给美方，明确责备西贡制造麻烦，表示相信华盛顿的诚意，劝告美国抓住目前“极为有利的时机以结束越南战争”。当美国因西贡反对而拖延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中国再次“以最愤怒的语言”谴责西贡，要求美国“坚决制止”南越政权的行为，同时也提醒白宫，如果美国延长战争，拖延谈判，“那么人们又将如何看待美国自称愿意努力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声明呢？”11月13日基辛格宴请乔冠华时重提让北京说服河内让步的问题，乔冠华反而劝告美国做出让步，说大国是有能力采取宽大态度的，“不应该仅仅为了得到南越而丧失全世界。”[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