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慧：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7

由于越南试图利用美国总统选举在即的有利时机压美国做出更大让步，而华盛顿与西贡之间意见分歧一时也无法弥合，和谈继续拖延下来。尼克松决定对越南做最后一击，在从12月18日开始的12天里，出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空中力量，轰炸河内、海防和北越全境。越南方面难以承受继续发生的重大打击，同意重新与美会谈。中国方面这时也不能容忍在越南问题上再出现反复了，于是劝告即将赴巴黎谈判的越方代表促进和谈成功。12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部长阮氏萍（Nguyen Thi Binh）谈到巴黎和谈时说，如果巴黎和谈成功，那么不仅越南南方，而且北方都将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时隔一天，周恩来也劝告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Truong Chinh）：尼克松还是想走的，所以这次谈判要认真去谈，目的是要谈成。并在翌年1月3日再次示意黎德寿战争结束已不会影响越南下一步的统一问题，指出：“尼克松有许多国际国内问题要解决，看样子他还是想从越南和印度支那脱身的。半年或一年之后，形势会起变化。”[105]

1973年1月27日巴黎和平协定签字，越南战争结束。中美双方都着手进一步落实联合抗苏的战略构想。2月初，尼克松批准美国向中国出售包括4架飞机等装备在内的8套惯性制导系统（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s）。[106]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这应该是中美之间在军事上初步合作的开始。不久，基辛格于2月15日第五次访华，再次向中国领导人强调双方所面对的共同威胁；毛泽东则在会见他时特别提出：中美两国“只要目标相同”，可以“搞一条横线”，即建立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一条线”战略，并团结这条线周围的“一大片”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第一次明确向美方提出了“一条线”和“一大片”的联合反霸战略。[107]3月，侵越美军开始撤出越南南方。5月1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和北京互设联络处，两国共同朝着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不过，此时中越关系却逐渐走入低谷。在地缘政治、历史积淀、领土主权归属、华侨，以及中苏关系等因素的作用下，河内衡量与北京和与莫斯科关系的天平逐渐向苏联方面倾斜，中越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中国在越南明显倒向苏联之后“忍辱负重”加强援越的结果是，越南全身心地投入了苏联的怀抱，并且如黎笋所言，在战争结束后保留了一支百万人的庞大的军队以对付中国；[108]苏联则及时填补了美国撤离越南后留下的力量真空。苏越结盟，使中国处在了一种新的不安全的周边环境之中。

结语

上述研究表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越南战争的大背景下，面对苏联的威胁，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为中美两国关系的缓和提供了现实基础。而美国收缩亚太战略，越美和谈开始，越战暂时降级，则为中美接触提供了机会。中国适时确立了新的对外战略的大棋局，既走出了转变对美政策的务实的一步，又不放弃援越抗美的革命步调，具体而言就是，始终把握住了坚持既定援越的立场、绝不拿原则作交易的中美关系调整的界限，并由此取得了以小国关系带动大国关系发展的效果。

在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中，虽然苏联因素是首要的，并且是起决定作用的，中国实现联美抗苏战略目标的意图在此期的中国外交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在解决务实与革命两种外交方针的矛盾中，越南问题也是中国在调整对美政策期间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中美缓和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越南因素。中国虽然为了避免破坏中美和解的进程，没有为消除美国对越南施加的军事压力而采取激烈的措施，但是也没有如某些越南领导人所认为的“大国之间的交易有时可能会牺牲小国并压垮它”[109]那样损害越南这个盟友的利益。实际上，1971-1973年中美关系实现和解时期，恰恰是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经济、军事援助协定的金额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110]援越的规模十分庞大。由于尼克松政府在勃列日涅夫政府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将安全利益放在首位，重视维护与中国在反对苏联扩张问题上达成的共识，以及在试图利用河内的盟友敦促和平解决越战的策略中更着眼于莫斯科，因此，对北京支持和援助河内的立场及行为表示了谅解。中美和解的进程没有因越战问题而遭到破坏。

当1972年越南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中苏关系也由敌对逐渐转入进行政治和军事的对抗。与此相应，越南问题更加紧密地与中苏两国各自的战略利益联系到了一起。对于中国来说，这时加大对越援助力度的目的，除了要支持越南在南方战场上对美展开战略进攻态势，取得更大的军事胜利，以刺激美国从速由越战泥潭中拔足，避免因战争的拖延不决而妨碍联美抗苏战略目标的及早实现这个因素外，还注入了其他两种成份，一个就是要与苏联竞争援助规模，以争夺越南。鉴于中苏关系持续紧张的状况，印支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故而，中国对苏越关系的发展极为敏感，希望通过加强援助来拉住越南，防止其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另一个则是要帮助河内抢在越战结束、实施国际监督之前，把更多的武器军火运到越南南方去，[111]为随后越南北方进行统一南方的战争做准备。[112]

就此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实质而言，革命性仍然是最根本的。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是反帝及世界革命的一面旗帜，援越抗美即是弘扬国际主义精神，支援世界革命的具体体现；另外，真心实意地援助越南，也是对苏联修正主义叛卖行径的有力反击。事实上，在中美两国寻求缓和关系的过程中，中国方面始终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尼克松和他的谋士们改变对华政策并不是因为对中国有什么好感，而是其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力争尽可能多地保持自己既得利益和霸权地位的目的使然。推迟世界大战，促进世界人民革命，实际依旧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方针。只是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开始强调既要有高度的原则性，也要有非常实际的精神，这种务实与革命相结合的基点就是，利用矛盾，着眼于人民。所谓搞世界革命，就要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壮大自己，促进革命。[113]由此，支持越南抗战和取得民族统一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援越的方针、目标也是贯彻始终的。越战结束后，中国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完成统一事业。[114]尽管1973年6月中国方面没有同意越方提出的1974年援助80亿元人民币的大计划，但是该年一年的援助总额仍然达到了25亿元人民币，其中还包括1.3亿美元的现汇。[115]1975年春，越南南方解放，越南继抗美救国战争之后，又赢得了民族统一战争的胜利。

而从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角度考察此期中国在对美苏和对苏越两个三角外交中政策的定位和变化，还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从大的趋向上看，中国外交方针的侧重点这时已开始了由革命向务实的转变。因此，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虽然实现了自己打开与美关系的基本目标，看到了联美抗苏的前景，却未能继续保持住同越南的友好关系，并且还不得不在排除了美国的威胁之后，面对来自南方的苏越联盟的新的挑战。

第二，大国、强国之间的关系固然是冷战格局构成的主要因素，但小国、弱国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在两个大球对抗的天平中，小球的滚动方向往往会使力量对比发生重要的变化，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变化。越南以其在大国的战略考虑和决策中所占有的位置，既已成为大国对抗中不容忽视的因素，随着战争的结束，当大国在相互牵制的复杂状态中形成力量平衡时，作为小国的越南的独立作用也就更加突出。70年代初中国与美国实现和解后开始联合对抗苏联，越南则同苏联结盟共同对抗美国和中国。

第三，在亚洲冷战的框架中，参与其间的两大同盟或集团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强国为首，各自强调同盟或集团的共同利益。由此，在盟国内部大国、强国与小国、弱国的关系中，当以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为代表的盟国全局利益与小国的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要求后者服从全局的、共同的利益,矛盾分歧相应而生。在小国、弱国不再认同这种盟国利益，或盟国中的主导国家发生角色变化后，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也即失去约束力，其结果便是盟国或集团的分裂、瓦解。就社会主义集团的情况而言，中苏关系是这样，中越关系实际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