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慧：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8

第四，随着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冷战格局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50年代的亚洲冷战中，中苏结盟共同对美，中国始终处于反美的前沿，中美之间进行了面对面的较量。进入60年代，中苏同盟的破裂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及至70年代初，中国实际上退出了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而中美联合对苏，美苏重新站在冷战的第一线，则使国际冷战格局出现了继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二次转型。

[1] 关于中国调整对美政策中的越南因素问题，以往的研究较少涉及。最近有关的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牛军：《60年代末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沈志华：《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68-1973）》，载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92-220、221-250页；沈志华、李丹慧：《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第98-116页；Qiang 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1950-1975,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等。其中牛军的文章就此议题提出了较重要的论点，即中国与北越关系的变化是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对中国来说，援助北越主要是基于国家安全和支援越南民族革命的考虑，只有“和谈”才是真正涉及到双方的战略考虑的关键问题。笔者同意这个观点，但牛文强调的是和谈实现的结果，而笔者则侧重于分析、阐释中国领导人对和谈态度的前后变化及其与调整对美政策的关系问题。另外，Zhai书在述说和谈问题时没有涉及中国对和谈态度的变化究竟在哪里等问题。沈文也未落墨于此。

[2] 如1965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说：“你们和美国谈些什么问题，我还没有留意到。我只注意如何打美国人，怎样把美国人赶出去。到一定的时候也可以谈判。但总是不要把调子降下来，要把调子提得高一点。要准备敌人欺骗你们。”1966年10月5日周恩来在同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会谈时指出：越南问题到一定时候免不了要谈，问题在于条件、时机和决定权在于谁。谈判的决定权在越南。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7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3] 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4] 如周恩来和陈毅在会见越南领导人时突出批评了河内(Hanoi)的四个行为：改变过去以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越南北方为谈判基础的立场，接受华盛顿部分停止轰炸的建议；放弃自己对谈判地点的选择；将抗美斗争“逐步降级”，减少对越南南方的支持；接受阮文绍政权作为一方参加和谈。指责说这是四次妥协，尤其第四个让步行动是最实质性的，它使西贡(Saigon)傀儡政权谋求到合法地位，而令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丧失了合法性。认为河内是在加强敌人的立场，削弱中国的立场。1968年9月2日周恩来并在越南庆祝独立二十三周年招待会上公开提出：越南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争，反对投降妥协，就一定能够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此处的责备之意已十分明显，在中国方面看来，越南的让步行为无疑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投降妥协的性质。参见1968年4月13、1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Pham Van Dong)会谈记录，10月17日陈毅与黎德寿(Le Duc Tho)会谈记录，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Stein T?nnesson, Nguyen Vu Tung and James G. Hershberg ed.,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CWIHP）,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Working paper No.22, pp.123-129,138-14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56页。另，关于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态度问题，详见李丹慧：《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及其变化（1965-1968）》，《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增刊。

[5]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2页。

[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66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80-583页。

[7] 事实上中国领导人此前并不反对越南“边打边谈”的方针，周恩来在1967年4月7-11日与范文同会谈时就曾表示，越方提出“边打边谈”原则上可以成立。只是中国方面对政治斗争的理解与越方的有所不同，强调的是时机，以及加强国际宣传、争取同情，分化敌人并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而非让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0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43页。

[8] 中国领导人后来即曾检讨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自己对形势不理解，对毛主席关于谈判的思想领会不深。越南同志在巴黎会谈，开始我们也不太理解。见1972年3月23日乔冠华：《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号77,第115页。

[9] 关于经毛批准中方主动建议恢复中美会谈的情况，参见宫力：《毛泽东怎样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51页。另据美方材料记载，中国接受了美国建议的1969年2月20日恢复美中会谈的日期，并且提起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中共政策灵活性的新证据。见Alfred Jenkins to Rostow Memorandum, December 2,1968. 凡本文直接引用的美国解密档案材料，因原件馆藏号缺失无法注出。笔者存有原档复印件。下同，不另注。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50-451页。

[11] 参见塔德·肖尔茨(Tad Szulc)著、邓辛等译：《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THE ILLUSION OF PEACE Foreign Policy in the Nixon Years, )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8-149页。

[12] 1968年11月30日周恩来接见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负责人潘巴(Pan Ba〈音译〉)的谈话，《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67页。

[13] 1967年3月—1971年3月毛泽东在中办、军委办事组、中联部和外交部文电上的部分重要批示和修改，长春市档案馆，全宗1，目录1-23，卷号21，第65-66页。1969年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该文，同时全文转载了尼克松196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