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慧：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9

[14] The President to Henry Kissinger, February 1,1969; Nation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NSSM)14, Henry Kissing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The Director for Central Intelligence, February 5,1969.

[15] 骆亦粟：《在波兰的岁月》，《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版，第178-179页。

[16]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81页。

[17]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Canada) Limeted, 1979, p.173.

[18]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版，第628页。

[19]《人民日报》，1969年3月17日；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170页。

[20]《人民日报》，1969年3月17日。

[21] 参见1969年4月20日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黄文泰(Hoang Van Thai)、范雄(Pham Hung)等人会谈记录，4月29日李先念与黎德寿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22, pp.158-160; 1969年6月4日周恩来与中国驻越大使王幼平等人的谈话，云水著：《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04页。

[22]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86、288-289页。

[23]《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24] 林彪报告“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部分仅用一段专谈美帝，而且说其“越来越走下坡路”；专谈“苏修”的篇幅则有七八段之多，并强调其“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胁”。另，美国方面对林彪报告的分析理解，见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176页。

[25] 关于多勃雷宁(Dobrynin)向美国政府通报珍宝岛事件及美国方面的分析情况，参见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172-173页；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Diplomacy,，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67-668页；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著、肖敏等译：《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America's Six Cold War Presidents(1962-198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页。

[26] 参见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266、164页。

[27] 关于美国方面采取的种种措施，可参见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NSDM)17, Henry Kissing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fense, DCI, Chairman of JCS, June 26,1969; 《大外交》，第667-670页；《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上册，第149-164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349页。

[28] 1969年6月2日，周恩来在陈毅关于“国际问题研究小组”活动安排情况的报告上批注，强调毛泽东交给他们的“对国际形势经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等三项任务。周恩来此前曾交待陈毅等人：毛主席交给你们研究国际形势这个任务，是因为他认为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做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在毛泽东对调整外交战略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中，陈毅等四帅于7月和9月先后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书面报告报送周恩来。陈毅进而提出了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设想。此后，中国对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动向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01-302页；熊向晖：《历史的脚注——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位老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版，第184-200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346、349页。

[29]《人民日报》，1969年10月26日。

[30] 毛泽东9月底会见以范文同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表示，中国可将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省区作为援越的基地。随后，这些省区“闻风而动”，相继成立了援越小组，立即着手与越南的受援省洽谈援助项目，其中确定的援越项目集中在农业、畜牧、养殖、种植、水利、土壤化验等几类上；数量分别为：广东援助广宁省20个，广西援助谅山省13个和高平省12个，云南援助老街13个、莱州15个、河江12个，湖南援助和平省16个。见《出使七国纪实》，第127-128页。

[31] 参见1969年4月12日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黄文泰、范雄等人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22, pp.156-157.

[32] 从1965年6月开始至1969年3月为止，中国先后入越的部队共23个支队、95个团83个营，总计32万余人，最高年份为17万余人。1969年2月，筑路部队全部撤出（1965年9月入越）；3月，防空部队全部撤出。（1965年8月入越。1966年2月至1969年3月，先后派出五批高炮轮战部队共15万余人）；11月，国防工程部队全部撤出（1965年6月入越，总兵力3个支队另1个团）；1970年6月，铁道部队撤出（1965年6月入越，总兵力3万余人）。经中越双方协商，在越中国支援部队完成既定任务后，于1970年7月全部撤出越南回国。曲爱国：《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战场的军事行动》，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91-97页。

[33] 参见1969年4月12日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黄文泰、范雄等人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22, p.157; 4月21日周恩来与范雄、黄文泰的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页。

[34]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38-539页。

[35]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二十四周年的电报（1969年9月1日）》，《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九周年的电报（1969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3-65、70-72页。

[36] 参见《人民日报》，1970年3月24日、5月5日。

[37] 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与黎笋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22, pp.163-169.

[3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66-367页。

[39] 参见《人民日报》，1970年5月19日。

[40] 参见1972年3月23日乔冠华：《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号77，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