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禅僧行脚录：行脚风气形成的原因(1)

编者按：行脚，作为动态的修行方式，与禅宗传统静态的修行方式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了禅学的兴盛。本文作者杨富学、赵娜，比较详细的论述了行脚现象的盛行过程，以及行脚现象出现的原因和影响，让我们哪能够更全面的认识行脚这种修行方式，也以其为切入点，加深对禅学的理解。

（图片来源：资料图）

唐后期，禅僧行脚风气盛行，构成中国禅宗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这里拟就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略作考论。

唐代晚期，土地兼并现象越来越严重，大量农民因为失去土地而被迫逃亡，使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难以维持。于是，按垦田面积征收的地税和按贫富等级征收的户税逐渐重要起来。安史之乱以后，赋税制度陷于更加混乱的状态。大历十四年（779年），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主要原则是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同时不再按照丁、中的原则征租、庸、调，而是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两税法的实行，使得农民实际上的赋税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堪重负，加之当时局势动荡，大量流亡。另一方面，唐武宗时期的“会昌毁佛”，令众多依靠寺院经济生存、主要依靠经典、教义传播的宗派遭受重创，而禅宗因散居山林，长期采取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故而受创较小。禅宗的生存模式得到认可。大量流民无以生存，纷纷难逃至相对比较安全，生活较有保障的南方，为扩大南方禅宗僧团注入了新生力量。就此意义而言，学人称“没有流民，就没有唐、五代的禅宗”， 当非虚言。大量“流民”的南下，其中比伴随大量禅僧。他们由北向南迁移，无形中推动了禅法的流传，同时也为禅僧行脚提供了契机。

行脚现象与禅宗直指心性的顿悟法门密不可分。

自六祖慧能后，禅宗主张明心见性，提出“道由心悟”。悟与不悟的关键在于“心”。如何“安心”，如何使自心平静下来，如果自认为已经平静，是否真正平静，这些都需要经过高僧的指点，需要有外在的证明和肯定。从经典的公案来看，二祖惠可曾向达摩“求安心”，三祖僧璨也曾向二祖“求忏悔”，皆说明学禅人的修行需要高深禅师的指点。故而后代学禅者为了“安心”，不惜脚力，不畏艰辛寻访诸位禅师，只是为了能够找到能为自己安心的人，找到契合自性之处。如天台德诏就曾参学于五十四位禅师以解惑。这种矢志不渝的追求精神，造就了禅学界日益繁荣的参学风气。

行脚现象的形成与禅宗的修行方式也不无关联。

以六祖慧能为代表的南宗禅主张顿悟法门，相较而言，在读经和坐禅上花费的工夫较少，而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禅主张渐悟法门，强调坐禅。慧能对神秀的主张颇有微词，认为“住心观静，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 在“分灯禅”时期，出现了焚书诋经的极端做法，“超祖越佛”的论调，存有念佛一声漱口三日的说法，与传统的修行方式迥然有别，故需要更为轻松活泼的形式以适应之。于此情况下，游学参禅便应运而出了，彰显出禅学不拘一格、与时俱进的风貌。

行脚现象与悟道不易有关。

佛法本无分别，但人的根性有顿渐。对所有人而言，悟道均非易事，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往往要经历复杂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六祖惠能曾谓：“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慧能初投弘忍，受命在寺内随众作劳役，于碓房踏碓舂米达八个月，方以一得法偈而获弘忍认可。云岩昙晟（782～841年）曾经在百丈怀海（750～814年）门下作了二十年的侍者仍未有所悟，后去药山惟俨和尚处，复见南泉和尚，最后归于药山，方才契悟。洞山良价（807～869年）门下有一僧，就“本来无一物”，且道“什么人合得”一句，下了96个转语，皆不合师意。 敦煌写本对唐后期禅僧的苦修也多有记载，如

《住三窟禅师伯沙门法心赞》：

一止宕泉，永抛尘迹。戒同朗月，寂入无言，三衣[之外]，唯持一钵。岁寒自保，实谓精通。

《禅和尚赞》：

百行俱集，精苦住持。戒如白雪，秘法恒施。乐居林窟，车马不骑。三衣之外，分寸无丝。衣药钵主，四十年亏。

由此可见悟道之不易。所以，学人的参禅证悟如果没有一定的勇气也是难以做到的。在这样痛苦的磨砺中，遍参尊宿，得到恰当的点拨无疑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