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禅僧行脚录：行脚风气形成的原因(2)

行脚现象的形成也与禅宗丛林制度有关。

百丈怀海改革教规，确立了禅宗教团的组织形式和生活、生产方式，勾勒出禅宗僧人自给自足的生活和发展模式，其中明确规定了僧人的游方参请的各项事宜。同时，大量“四方寺”出现，使得行脚僧人不必担忧食居问题，而可以专心问学。游方时所采用的“挂单”方式，登记了僧人的籍贯、受戒师等具体情况，这样既能掌握僧侣人数和变动情况，又不违背国家法度关于定时统计僧侣人数的要求。制度上的保障为禅宗僧人的行脚之风大开方便之门。

从唐后期南北行脚僧分布的整体趋势看，由北向南游走者甚众，而由南向北游走者则甚为鲜少。据《景德传灯录》卷16《福州雪峰义存禅师》记载：福州雪峰义存禅师……住闽川四十余年，学者冬夏不减千五百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州从谂禅师曾感叹：老僧在此间三十余年，未曾有一个禅师到此间。设有来，一宿一食急走过，且趁软暖处去也。

尽管北方地区当时有从谂和临济宗的创始人临济义玄（？～866年）两尊宿在河北镇州普法，曾招致行脚僧由南向北游走求法，但从总体上看，从南到北参请的禅僧数量是不多的，甚至不及南方几大禅宗中心某一寺的行脚僧数目。这一现象的形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安史之乱后南北方形成的巨大社会差异造成的。

唐朝自618年立国，经济重心一直偏于北方。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持续8年的战乱，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尤其是黄河流域一带成为重灾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加上随后的藩镇割据与混战，北方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佛教也未能幸免。北方原本为佛教发达之域，但经安史之乱的蹂躏，兵燹所至，庐室为墟，寺院被毁，经卷遗失，僧人亡命。而南方地区所受影响却不大，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成为唐朝后期的经济上的依赖，以至形成“赋之所出，江南居多”，“天下大计，仰于东南” 的局面。在战乱年代，“中原鼎沸，衣冠南走”，江南、荆南成为北方居民流寓的两个集中之地。 加上江南的藩镇统治者大多崇佛，对佛教基本采用全面扶持的政策。故而江南佛教沿着唐代佛教，尤其是禅宗南宗法门的轨道向前发展。

北僧南游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唐后期，禅宗南北二宗地位的变化。

道信、弘忍之东山法门继承的是达摩以来重视《楞伽经》的传统，把通过禅观修行达到心识的转变作为对修行者的基本要求。因为神秀在这方面有卓越的表现而得到了弘忍的赞许。 唐高宗仪凤初年（677年），神秀受朝廷指派入当阳（今湖北当阳）玉泉寺建道场，着手兴建大通禅寺，讲授“东山法门”禅法，累24年之久，集僧数千，声势与影响极大，深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的崇敬。

久视元年（700年），武则天遣使请神秀入东京洛阳传法，封为国师，享受特殊礼遇，并与帝并肩而殿，武则天及群臣经常向他跪请问法。其禅法在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广大地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神秀也被北方禅宗信徒尊为六祖。北宗“”就在神秀声名大振之际，慧能也以韶州宝林寺、大梵寺为中心，于岭南一带进行传法。规模宏大，皈依者颇众，由此，慧能便被南方地区的禅宗信徒尊为六祖。

南北二宗各执一词，南宗主顿悟，北宗主渐悟，一南一北，并行传播，直到唐末以前，一直没有发生过公开的激烈争论。 只是慧能在世时（713年）及寂灭之初20年间，南宗禅的影响远没有北宗禅大。唐人宗密《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三之一记载说：

能大师灭后二十年中，曹溪顿旨，沉废于荆吴；嵩岳渐门，炽盛于秦洛。普寂禅师，秀弟子也，谬称七祖。二京法主，三帝门师，朝臣归崇，敕使监卫。

由此可见，北宗势力之盛。但北宗的繁盛局面未能持续很久，便因为慧能弟子神会的抨击而走向式微。

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神会在洛阳附近的滑台（也称白马，在今河南省滑县东）与以普寂（651～739年）为首的北宗僧人展开辩论，批评北宗禅“师承是傍，法门是渐”。 宣称北宗没有祖传袈裟，而南宗慧能曾从弘忍受祖传袈裟，才是达摩以来的禅宗正统，禅法主顿。

经过神会的努力，北宗禅在两京地区的统治地位逐步发生了动摇，南宗禅一度在洛阳一带开始兴盛。但由于北宗禅在北方势力过大，根深蒂固，神会不久便受到诬陷而被流放外地。直到安史以乱之后，由于神会主持戒坛度僧筹款支持军需有功，受到朝廷的支持，南宗的正统地位才逐渐得到朝廷的确认。此后南宗发展成为禅宗的主流，北宗逐渐衰微。慧能便成为禅宗后世认可的六祖，神秀从六祖神坛上被请了下来。致使北宗法门“盈而后虚”。 大量北方禅僧南游，以求学习慧能的顿悟禅法。

以上诸因素的和合，促进了江南佛教的迅猛发展，一跃超过北方，成为中国佛教的重心所在。藉由这一因缘，南岳系和青原系逐渐成为禅学的主要流派。南岳系的洪州宗分化出沩仰宗、临济宗；石头宗分化出云门宗、曹洞宗、法眼宗。“五宗”中有四支分布在南方。在地域上，形成了四川、江西、湖南、福建、云南为主的参学中心。地理上的衔接，禅风上的相似性，都使得南方地区的几大禅法中心都成为禅僧们理想的行脚归宿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