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禅僧行脚录：行脚与禅风的关系(2)

禅宗教育

再说禅宗教育。禅是灵活的，独特的，因人而异的。根据对象不同，禅僧在行脚中，产生了禅师与学僧，禅师与禅师，学僧与学僧三种关系，呈现出不同特点。

（一）禅师与学僧的“啐啄之机”表示，体现出“教学相长”的理念。“啐啄之机”即用孵化新生命的比喻，要求学僧在内部如鸡子般地“啐”与禅师在外部如母鸡般地“啄”相结合，需要学僧与禅师共同的努力。“夫参学之流，须具啐啄同时眼，若不具啐啄同时眼，未有参学分在。”禅师则根据学僧的特点应病施设分化出激烈与温和两种方式。激烈的教化方式，如采用打、踢、喝等教化方式，以洪州宗及其后学（临济宗和沩仰宗）为代表。温和的教化方式，以石头宗及其后学（云门宗、曹洞宗和法眼宗）为代表。 在“啐啄之机”的模式下，创造出著名的语录体，留下了大量禅宗公案，并使得后代禅师以公案为教材，形成文字禅和看话禅，从而引导了两宋时期的禅学转向。

学僧求教于禅师的同时也在勘验禅师。禅师与学僧间的关系，临济义玄将其总结为“四宾主”，并成为临济宗的“门庭施设”之一，并发展出“四照用”、“四料简”、“三句”等多种勘验方法；曹洞宗则运用著名的“五位法”（又名“君臣五位法”）；云门宗则以“一字”、“三句”作为勘验手段。在“教学”中彰显了禅宗五家的个性。

行脚僧们对意欲参拜的禅师是有选择的，甚重视与自身禅法的契合。沩山和尚“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之语，即是对此类僧人的肯定。如洛浦元安禅师游历时住在夹山卓庵，但多年并不拜访夹山和尚。夹山和尚主动勘验，洛浦禅师方才面见，并经再度勘验后服膺。学僧与禅师之间，最理想的境界为“主看主”（或“主中主”），这种状态下既达到了参请的目的，又收到了教学相长之功效。

（二）禅师间的“大机大用”体现出禅法的高妙之处，显示出禅学教育的轻松性。在禅宗的缘起上，便有“释迦拈花，迦叶微笑”的说法。禅师间的“大机大用”可以在一问一笑之间，完成机锋的碰撞。宋代赜藏主编集《古尊宿语录》卷14《赵州[从谂]真际禅师语录之余》载：

[赵州禅]师行脚时，问大慈：“般若以何为体？”慈云：“般若以何为体。”师便呵呵大笑而出。大慈来日，见师扫地次，问：“般若以何为体？”师放下扫帚，呵呵大笑而去，大慈便归方丈。

禅师间融“刀光剑影”于无形的机锋对决，既体现出“禅”的高妙，又体现出“禅”的平易。正是这种高妙与平易的兼容，使得禅学教育既具有神秘性，又具有亲切性，而引得众人纷至沓来。

（三）学僧间的“同道共益”体现出禅学教育的渗透性。长途跋涉的同行者，不仅可以相互关照，更能共同探讨禅法，提供精神上的帮助。正可谓，“结交择友，为同行道伴，拨草瞻风。” 一般说来，受同行者指点的学人多为“有所执”之人，很难在短时间内直指心性，所以，同行者的指点往往比禅师的指点更为亲切，就像是涓涓细流，丝丝渗透，剥落“我执我见”，及至机缘成熟，便可以豁然贯通，打破“漆桶”。例如，雪峰义存与岩头全豁在同行中，曾因雪阻于鳌山店中。雪峰一向坐禅，岩头每日只是打睡。却是岩头禅师帮助雪峰清除了思想阻碍，令雪峰大呼“今日始是鳌山成道”。

第三，行脚与禅学转向。主要表现在新的禅学主题及禅学新形式的出现。往来于南岳系与青原系之间的禅宗与其他宗派间的行脚僧，扮演的最直接角色即为“传导与传播者”。他们在南北间行走，传播不同禅师禅法主张的同时，推动了禅风转向。一方面，每有行脚僧到来，禅师便问“何处来”，这几乎成为唐后期的典型用语，并影响着后代禅风，成为勘验行脚僧的“标准”。另一方面，行脚僧将疑惑带到各处，不同禅师加以解惑，使当时的禅林中出现了核心问题，如问询“祖师西来意”、“如何是佛”、“和尚家风”、“祖意与教意”、“牛头见四祖前后事”等等，成为当时诸尊宿阐述不同见地的“基本问题”。正是解读这些问题而形成的机锋和公案，成为宋代及其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禅学的重要旨趣。

行脚活动促进了“代别”、“举古”等新表述方式的出现。由解读公案而被宋代禅师广泛运用的“代别”和“举古”两种形式，由于行脚僧的活动，早在8世纪就已经出现。

所谓“举古”是指列举出古人的言句或事例，以教化弟子或展示不同的见解。宋代以后的“举古”多指古“公案”，但是在唐后期，“举古”的内容更为丰富，用词也多样，有“举”、“举似”、“因”、“因举”等等，所列举的形式，有列举先师言行、佛经用语、同一时期同系禅师的言行、不同时期同系禅师的言行、同一时期不同系禅师的言行、不同时期不同系禅师的言行，等等。例如：

[药山禅师]师夜不点火，僧立次。师乃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儿，即为汝说。”僧曰：“特牛生儿了也，只是和尚不说。”师便索火。火来，僧便抽身入众。后云岩举似洞山，洞山曰：“此僧却见道理，只是不肯礼拜。”

这一时期，借助行脚之势出现的禅师间的“举似”为公案的形成和解读准备了条件。后人在前人“举似”的基础上，而最终形成了“举古”。

所谓“代语”，原有两个含义：其一指问答酬对时，禅师设问，答者若答不出或答语不合意旨，禅师便予以代答；其二指古人公案中只有问话，没有答语，代古人的答语。所谓“别语”，指古人公案中原有答语，作者另加别有含义的话。这是在“公案”基础上的“代别”，事实上，“代别”早在宋代之前已经出现。当时，由于行脚僧将同一问题带到不同的禅师处，禅师对他人在机锋中的所失之处进行重新的评点，给出参考性的答语，而逐渐形成了“代语”的风气。《祖堂集》卷4《药山和尚》和卷16《南泉和尚》中，都可见“代语”一词。在青原系中，经药山的再传弟子洞山良价和石霜庆诸的推动，形成了风气；经由洞山诸位弟子，尤其是曹山本寂的推动扩大到与士大夫参禅的范围中；同时经由行脚僧的传播，到雪峰义存时期，再度兴盛，并经过诸位弟子的努力，出现了以云门文偃（864～909年）为代表的禅师。到五代时期已经趋于完备的“代别”方式从而为宋代禅师提供了解读公案的工具。

由于行脚所带来的互通有无，禅师对同一事件或同一问题（如祖师西来意）进行不同的解读，而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答案，而构成了别样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