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当代社会价值：连接东西方文化的纽带(2)

(二)佛教在东西方文化互动中占有优势

1997年9月1日，由24位国际著名政治家发表《人类责任宣言》，以弥补《世界人权宣言》的不足，与人权宣言并行。这一宣言明确提出推动东西方文化的统一、互补并共同约束人类行为，让东方的道德标准也成为人类共同遵守的道德标准，为人类带来更加光明的未来。它打破了几百年来，西方文化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主宰世界的格局，标志着东方文化随着东方社会文明的发展而崛起，使东西方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互相容纳和制衡。

文化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可见的行为方式，一是不可见的价值观、道德标准和信仰。东西方文化有一些是相通相同的，比如都认为和平和守信是应该遵守的人类美德。但是，作为异质文化，东西方文化也有四个明显的不同：第一个不同是最本质的区别，就是责任、义务和权利之间的差别，形成不同社会伦理结构。东方文化中特别是儒家文化，强调个人对社会、对他人所承担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不强调社会对个人权利的界定和保护，不强调个人之间清楚的权利区分和对权利的相互尊重。西方文化则相反。强调责任义务，有利于人际关系的亲切和协调，有利于减轻社会对个人的负担；但是也往往成为个人权利的被剥夺以及要承担无限的要求。而强调个人权利的西方文化，有利于个人权利的得到保证和发展，有利于社会管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却容易使人情淡薄，伦理适当。第二个区别是东西方文化价值判断的方式不同，形成不同的价值标准。东方文化重视动机和出发点而轻视效果，西方人重视效果不重视动机和出发点。结果是东方文化导致重视道德而手段落后，西方文化手段发达而道德不张。第三个区别是对人性的假设不同，导致不同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东方文化强调人性善，因此主张道德治国，强调道德的作用。西方文化强调人性恶，因此注重法治，强调权力制衡、界定。第四个区别是思维方式的不同，形成两个不同的知识体系。西方人重视演绎与分析，善于把事物整体分成部分，专业化、专门化，在假设之上进行理论推演，从一般到特殊，发现深层的东西；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重归纳与类比，从特殊到一般，从整体中发现一般规律。前者发散性容易导致知识爆炸而无法掌控，后者的收敛性不利于深入的研究。在全球化进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创造者们已经把西方的分析与演绎法学到了手，又把自己所擅长的归纳、类比与假想(想像)发扬光大。这种杂交式的思维方式当然优于单一的思维方式。因此，中国人在方法论方面赶超西方已经完全没有问题。这为中国再超西方准备了方法论上的优势。

一般认为，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核是基督教思想占主导地位。基督教(还有后来的伊斯兰教、天主教、东正教等)属于犹太教的“一神教”体系。其中，“唯实论”与“唯名论”是主要的思想特色。唯实论主张共相离开个别而存在，一般概念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唯名论强调共相只是事物的名字和符号，个别事物先于一般概念而存在。它们这种思想思维模式，将事物对立和孤立起来对待，而最终成就“上帝主宰一切”的宗教理念。当这种文化心态与封建的世俗权益相结合，便产生一种狭隘的、自私的、强烈排他的社会价值观念。他们传统的思维方式，有的甚至是极端的“二元论”，依自己的“生存意志”去割裂世界。比如，尼采认为，生活与道德的最高准则是以意志去统治一切，要用贵族政治去统治“异己”，因而，“战争即道德”。这实际是极端的权力意志。尼采的这套理论成为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灵魂。有关理论虽然促使了“个人奋斗”及“物质文明”，但是，相伴而来的争斗，使他们在践踏“异己”之时，也必然带来自身的毁灭。两次世界大战中侵略者的最后失败，以及当前严重的社会危机，都揭示了这个道理。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20世纪中后期以来，深切关怀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未来的人们，本着超拔出自身立场和超拔东西方差异的宏观精神，在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之间，自由而理智地展开了跨世纪的对话。日本的池田大作先生与英国历史汤因比(1889—1975)、意大利罗马俱乐部创始人贝恰(1908—1984)、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前国际宗教社会学会会长威尔逊以及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校长罗古诺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人之间多层面的探讨，最为引人注目。对未来世界文化发展趋向，他们总体的观点是相通的。

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中建立在“一神性主宰”宗教理念上，而演绎出的那种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念，使人们只尊重特定的民族、特定的信仰者，特定的阶级的生存、利益和发展，而且肆无忌惮地毁灭其他生命。然而，东方文化中“多神教”思想，其实是对一切生命的普遍尊重，又因而转化成相互友爱的社会伦理，所以，和平的内涵是东方文化最显著的个性。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与人为善、和睦相处等道德观念，形成了社会及个人的行为规范。当然，东方文化中的封建性特点，容易产生对个人创造性的压抑，也容易导致文化的停滞，这也正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一个根本原因。不过，稳定才能发展，和平应是发展的目的。因而，未来世界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心在于东方文化。其中，佛教(中国化的大乘佛教)将承担重要角色。

佛法可以在人们的心灵中建立高深的智慧和宽大的慈悲精神，使整个生命系统在协调之中安祥平静，又具有一种合理的生命动力。佛法中依正不二、佛性平等、菩萨心行等种种智慧和精神，正是救治社会人心的良药，那种实践意义上的涅槃之境和现实意义上的极乐净土，正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特别是佛法强调人类要从深层心理上和具体实践中，彻底消除“我执”，实现精神世界的转染成净、转凡成圣，将成为建立持久和平的根本。因而，汤因比先生期待这种宗教理念，“被整个世界接受”。

近年来，中国的佛教研究者也通过对比研究，肯定地指出：“佛教在各教平等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认为，“在科学向宗教取得全面胜利的今天，佛教否定创世主及独断论神学、主张主体觉悟的学说却独擅胜场。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今天，佛教当仁不让地成为连接东西方文化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