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耀中：传统佛教重往生来世乏现实关怀(1)

（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佛教宗旨不能仅仅在于信徒的独善其身，而应该致力于普渡众生，这在大乘佛教盛行的中国早就成为佛教界的共识。实施慈悲，既要有终极关怀，如倡导今世努力结来世福缘、超度亡灵等，也要有现实关怀，如在社会上赈灾修路，关心民众疾病困苦等。这些在中国佛教中都早已有之，是没有疑问的。但由于佛教置于中国古代封建体制下所形成的一些特殊性，这两种关怀的比重是有很大倾向性的。

传统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传入中国及站住脚跟，并成为中国的一个主要宗教，其能够在人的道德约束上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说相结合来强化制约人们在今世的行为，使之弃恶扬善，从而成为中国社会的道德源泉之一。因此也可以说佛教在中国实施的关怀中，是以对人们能得到来世善报永生净土的终极关怀为主，并且形成了牢固的传统。

佛教通过终极关怀为主在古代中国发挥了那么巨大的影响，是在一种独特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中国的儒家致力与现实的社会问题，“未知生，焉知死”，终极关怀不是它用心用力的主要所在。而道教的终极关怀是采取一种独一无二的宗教形式，即通过修炼实现长生久视来解决生死问题，作为终极关怀，也就是说与佛教的路子完全不同。所以这三教在对社会对大众的关怀上是有着自己专门领域和途径的，各有所长，彼此互补，相得益彰。

于是佛教在如此特定的条件下，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宗教在中国古代社会所担当的角色，很大程度上起着社会道德源泉之一的作用，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其本身也在发展中被自身的角色所限。即对民众困苦的救援慈举虽然历代都有，但都是零星的、小范围的(不出寺院周围)，尤其是往往在官府的授意或指示之下。虽然这样子使寺院善举，甚至使佛教本身具有更大的合法性，却使佛教所施现实关怀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对历代统治者来说，他们希望佛教成为一种有益于社会，有益于统治的辅助力量，并不希望佛教成为社会的一个实施现实关怀的中心，因为那样会在道义的威望上与官方分庭抗礼，从而对整个封建政治体制带来挑战。所以历代官方对佛教这个外来宗教总是又打又拉。既有“三武一宗”的灭法，也有崇佛教为“圣教”的，梁武帝、唐太宗等大多数帝王都是这样做的。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虽然十分频繁，但这种对佛教既利用又限制的统治方针却一以贯之。佛家在中土被如此长期改造的结果，是在其宗教形态上形成了不少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在教团组织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佛教最后只能绝对服从于皇权。这不仅仅是使佛教不能有超过寺院规模的教团组织，必须服从僧官管理，还要在“三教合一”的过程中以儒家为主要准则，包括在道德规范上，必须以世俗的忠孝为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