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健康发展需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2)

民主与法制是不可分割的，民主需要法制的保障和约束。宗教信仰自由，不能超越法律。

宗教信仰自由，其主体是公民个人，也就是说，一个具有公民权利的个人，他可以自由选择信仰的对象和信仰的合法组织形式，承担因这一信仰行为而必须承担的相应的法律责任，在不违法的前提下，信仰准和如何表达信仰，不受他人的限制和干预。如果这样的表述没有错，中国佛教信众的信仰模式将出现巨大变化。

正如明治维新对于日本佛教的历史意义一样，中国佛教在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发生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即从对人的崇仰转向对法的崇仰。法律的责任是赋予这种变革以合法性并予以保护。日本佛教在明治维新后，突出了四众弟子作为公民个人的权利，使日本佛教出现多样性。就僧团而言，既存在有家室的僧人，也存在孤身独居的僧人；在居士方面，既存在忠诚为僧团护法的施主，也存在苦心孤诣建立独立弘法团体的大思想家。日本佛教的历史经验、发展历程和社会现状，值得中国佛教界、佛学界从不同角度去深入研究和思索，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可取的。

不论如何研究，从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制保障来说，中国佛教不会永远拘泥于原有模式这一点是无疑的。如果说“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那么，一定不要误解为维护旧模式就是“依法”，这里所讲的“法”，首先应是宪法，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没有教外教内的民主氛围，中国佛教仅仅维护旧模式是不可能健康发展的。

至于针对宗教的具体法规，除去保障信仰自由的法规之外，最突出的是还要有对宗教团体的符合现代社会生活的具体法规。例如，僧侣是不是一种职业？具备什么资格就可以成为僧侣？具备什么条件才能称为宗教团体？宗教团体对社会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特别是宗教经济，如何既得到扶植也受到监督？

在这方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例如香港即有规定，在建寺院之前，必须先建“安养院”，即面向社会孤寡的慈善机构。类似的前提条件还很多，保证了宗教团体与社会的关系处于正常的责权平衡状态，即宗教团体越多，对社会回报越大，形成良性的有序有节的发展态势。在现代化的民主与法制的社会里，宗教团体作为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肯定要在社会公益、慈善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对于运作过程中的财务收支，也应有相应的法规予以制约。

当前，最值得关注的是宗教经济、寺院经济。高度发展的宗教经济、寺院经济，对宗教团体、佛教僧团既形成动力，也有转化为腐蚀力的危险，许多高僧大德曾为此忧心忡忡。

赵朴初居士在1993年就指出：“在对外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腐朽思想的泛起是难以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界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有些人道风败坏，结党营私，追名逐利，奢侈享乐乃至腐化堕落；个别寺院的极少数僧人甚至有违法乱纪、刑事犯罪的行为。这种腐败邪恶的风气严重侵蚀着我们佛教的肌体，极大地损害了我们佛教的形象和声誉，如果任其蔓延，势必葬送我们的佛教事业。如何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保持佛教的清净庄严和佛教徒的正信正行，从而发挥佛教的优势，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是当今佛教界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事实是，这一“重大课题”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仅靠思想自觉还是不够的，必须建立完善的法规约束体制。经济是基础，经济不能得到有效的合理合法的管理，数百万、数千万甚至更大数额的财富集中在没有法律约束、所有权不明确的机构或个人控制之下，腐败邪恶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佛教的资产具有中国特色。在封建社会里，寺院经济的来源基本是两个，一个是皇帝及各级贵族的赏赐、捐赠，另一个是社会各界人士的布施、捐赠。而僧团不蓄私产又成为僧俗共识。因此，“寺产公有”的观念由来已久。名山名寺，几乎都是历代国家与民众共同出资兴建的，而僧团或僧侣个人在兴建过程中发挥了巨大而重要的作用，也不可磨灭。以“文革”之后落实政策为例，国家就拨付了巨额款项，社会各界也为中国佛教的复兴做出了贡献。因此，佛教界有言：“佛门一粒米，大如须弥山。此生不修行，披毛戴角还。”僧侣以修行为本色，以弘法为家务，就是他们对社会的回馈。至于当前佛教寺院身处旅游开发和信众捐赠的热潮中所聚拢的社会财富，必须在代表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相应法律法规监督下使用，任何人无权私自占有或滥加使用。至于今后有可能出现的民间信仰群体，虽然与这种有历史渊源的寺院有所不同，但是，只要从社会聚敛财富者，就一定要向社会负责，这个基本原则不能动摇。

只要经济得到控制，使用受到节制，公平、公正、公开、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被消减，宗教的过热现象也就自然会改善。

“三个代表”的思想，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三个要素突显在我们面前，宗教与社会的相适应，也离不开这三个要素，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宗教理论，正是从“三个代表”的高处出发，打破旧观念的束缚，为社会主义的宗教理论重新做一次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