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反思-2

唐：是不是可以说，革命之所以发生，其实也是多种复杂的历史因素的推动，它有一个向心力在里面，革命党既有强力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在顺应某种历史的逻辑，它不是简单的忽悠大众的过程。这样看来，有些学者把革命看成一小撮主张革命的知识分子通过报纸、杂志等新媒体，以及广泛的社会动员等各种方式把很多人席卷过来的过程，是一种过于片面的观点。

王：一般以为，革命是因为统治阶级“失道”、“失人心”，社会矛盾激化到了无从解决的地步，人民才被迫揭竿而起的。这意味着革命是“发生”的，而不是“发动”的，是自然来临的，而不是人为制造的。其实革命发生的机制非常复杂，难以一概而论。有的革命是“逼”出来的，有的革命是“造”出来的，更多的革命恐怕是有“逼”有“造”，即朝野双方合“造”的。革命史研究不能孤立地研究革命力量一方，应将革命的主体、客体以及局外各方放置于同一历史场域中探讨，以再现其复杂多元而又关联互动的历史本相。探讨革命的成败，既不能忽视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因素，也不能轻视革命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必须重视革命过程的极端复杂性，警惕过度决定论。无论辛亥革命，共产革命，还是台湾的民主转型，都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产物。其中一个因素的改变很可能改变整个事件的走向和最终的结局。近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成果越来越细致地呈现革命过程的复杂性、歧异性和偶然性，这其实也间接地反映了我们以前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过于简单化了。最近数年来，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有显著进步，清政府、立宪派、袁世凯等各种政治势力均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共产革命的研究同样如此。

唐：确实，从学科特性来说，作为人文主义学问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是有点不太一样：社会科学往往寻求一个解释的框架、规律、模式、变量，试图给出一个统合性的解释，然后这个解释框架是可以普遍化的，但是历史学更多的是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解读，我们在理解最后呈现出来的成果时，往往以其是否贴近历史与人物为标准（也就是历史叙述与历史自身之间是“隔”还是“不隔”）。因此可以说，历史学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气味，它试图求解的是历史中人物的全部复杂性。我们刚才讨论对革命史应该予以同情之理解，就是应该把革命人物自身的或者反革命自身的复杂性呈现出来。这种人文主义其实是需要人把情感及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带进去的。就是说你要带进去才能理解研究对象，但是在写作的时候得把它隐藏起来。

王：通俗地说，要“将心比心”去理解历史人物，而又不能把研究者个人的喜好与价值标准强加于历史人物的评判上。历史研究者强调客观、公正，但跟法官判案要判出一个“对”和“错”来是不一样的。历史研究者更多的是去呈现，把当时历史的复杂性呈现出来，帮助后人认识当时的情形是怎么一回事。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特别喜欢进行价值评判，而且大多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评判。历史行动者在面临多种选择时，往往对全局全势难以完全把握，其抉择自有其不可确定性。而历史研究者由于知道历史的结局，很容易以“果”推“因”，进而苛责历史行动者。就历史行动者而言，失败者多强调偶然在历史中的作用。成功者则更强调历史的必然性。而就历史研究者而言，对于胜利的一方，研究者会有意无意去关注和寻找其积极性因素，而容易漠视其消极的面相；对于失败的一方，研究者则倾向于去探究和“发现”其失败的种子，而容易忽视其良性的方面。

唐：研究者总有下总体判断的冲动，但是在政治漩涡中心的人物往往性格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他面对各种局势和使命要随机应变，而我们有时候往往会因为一个道德逻辑要求，比如说历史人物的言行有没有前后的一贯性，来对研究对象进行道德上的求全责备。

王：历史研究者常常把“后见之明”当做优势，因为我们知道历史的结果，似乎比历史行动者看得更清楚。其实在多数情况下，这样一种“后见之明”很容易转为“后见之盲”。因为“后见”而造成对历史溯源或探索历史前因产生偏颇。

革命与暴力

唐：回顾和反思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暴力问题是我们难以回避的尖锐问题。比如现在关于辛亥革命的重新评价也经常讨论革命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认为这场终结皇帝制度的革命其战争规模控制在很小的限度，所以现在很多人为辛亥革命翻案，认为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很暴力的革命。甚至有些学者以此后的革命、内战和运动造成的巨大人口伤亡为参照，来凸显辛亥革命的“温和渐进”性格，进而肯定辛亥革命，反思乃至否定后来的共产革命的正当性。你怎么看待革命和暴力之间的关系？

王：革命与暴力难舍难分，甚至可以说，暴力是革命的基本要素。如果一场革命里面完全没有暴力的话可能就不是革命了，而只能算是“维新”“改革”。我这是就狭义的“革命”而言。因为“革命”一词还有相当泛化的运用，比如说，“改革开放也是一场革命”。这种意义上的“革命”当然与暴力无关。

唐：但是这种革命暴力，与传统意义上的反叛和起义中弥漫的暴力文化如何区分？

王：过去的农民起义也有暴力，它也可能建立新政权，但是它还是在王朝体制内循环，没有新的结构性的转变，或者说体制性的转变。我们说暴力是革命的基本要素，并不意味着暴力就是革命。

唐：以最终有没有创建一个新的政治架构来衡量革命的基本属性？

王：是的。如果只有暴力的手段，仅仅是过程充满暴力，而没有制度创新的诉求目标与结果，并不是现代意义的革命。

唐：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对于早期参加革命的革命者来说，他们往往是有政治理念或者政治理想的，他们也搞暗杀活动，比如汪精卫、陈独秀等，但是那个结果完全无法预期，其实当时已经有革命者的自我意识了。阿伦特在讨论革命的时候也曾经说过，意识形态是现代性的产物，它赋予革命诉求以正当性。换言之，传统意义上的一些抗争或者起义都是没有一整套的意识形态的，它往往是诉诸基本的生存问题或者顶多借助一些民间信仰资源。清末同盟会有它的政治纲领，后来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更不用说了。你在多篇文章里也讨论过革命文化问题，其实也跟现代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你觉得意识形态在区分现代的革命和传统的反叛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