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反思-3

王：现代的革命往往都会有一个制度性变革的重大诉求，无论叫它意识形态还是叫它主义，这样的诉求都关系到政治与社会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如果仅仅是单纯的均贫富，一旦建立新朝又回到老朝的旧路上去，一点都没有改变，那就是一个简单的循环。我觉得这是区别现代革命与传统革命（反叛、起义）最重要的参考标准。

革命与平等

唐：在意识形态和共产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上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比如有些学者认为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是完全受控制的，这种政治文化中的个人只是做一个意识形态的伪装；有些学者认为意识形态还是有它的有效性，如高华教授在讲延安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召唤力时就讲到意识形态的崇高性和有效性，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在不同场合、不同空间、不同人群之间确实有一种整合的能力。台湾学者钱永祥老师曾到华东师范大学短期授课一个月，我跟他在食堂吃饭聊天，他说第一次在大陆待这么久，接触下来最大的感触是，中国大陆是经过共产革命的（台湾没有经过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且历时长久影响广泛，而共产革命最核心的诉求之一是平等，人格、地位和身份等方面的平等，但是在中国大陆很难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意识和平等感，反而是身份意识和特权意识比较明显，并且构成一种日常性的压迫机制，他很好奇为什么有这种悖论出现。

王：这里首先有一个“回归”的过程，就是说，经过三十多年的后革命时代，慢慢又恢复到前革命时代的状态。当然，即使是在毛泽东时代，平等也只是相对的、局部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一种“伪平等”。不能简单地说它是一个平等社会，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平等的诉求。

唐：在毛泽东时代，平等确实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比如说工人阶级内部成员之间是平等的，或者工人、农民与干部在政治身份上也是平等的，但是在现实政治运作中间，我们会看到从延安时期开始到后来其实是有极为明显的不平等的“顶层设计”，如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就批评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九等”的等级制供应体系，这个被任弼时引入的供给制虽然提供了保障，但也以触目的方式呈现了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不平等。

王：共产革命中的群众路线，确实充满了“平等”的话语，但“党”始终居高临下。共产革命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当用真正的平均意识质疑它的时候，党组织就会认为质疑者是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因此在党组织那里，所谓的平均其实是一种相对状态或者说辩证状态，根据组织需要可以随时变动。比如中共农村政策里面，通过把一些掌握政经资源的阶层打倒来平等化社会结构，导致农村社会内部相对于1949年以前确实有平等化的趋向。但是阶级之间、城乡之间的不平等，相对于1949年以前其实更加撕裂、更加剧烈。

中国革命中的反精英主义

王：另一方面，毛泽东有个一以贯之的反精英“情结”。这种反精英“情结”在共产革命后期表现得特别强烈。比如1949年以后的“镇反”和“肃反”，将国民党时期的政治精英打倒。农村土改与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将城乡的社会精英和经济精英打倒。思想改造与反右运动，将文化教育精英打倒。不仅如此，他对党内精英也毫不手软，从延安整风、“三反”“五反”，一直到“文革”，主要针对党内的精英。

唐：这个看法非常有意思，如此强烈反精英主义的政治人物不断推动的这些运动，为什么没有导向一个平等主义的结局，导向大家有相对平等的理念和意识？

王：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比如“文革”时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时除了毛泽东一人不可以反之外，什么人都可以反。似乎在毛之外，造反面前人人平等。这种状况真是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革”时期很多人确有“解放”的感觉。对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他们在中共控制下一种长期性压抑的总爆发。

唐：我觉得这种解放感和平等感是在相对有限的空间里面，往往是在政治生活领域里面，而在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其实仍旧存在强烈的压抑感。

王：这种平等是分层面的，比如说在农村除了地主富农及其子女外，农村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扁平化的结构。同样在工人层面上，虽然会有工人和干部身份的差别，总体来讲我觉得当时的工人，自我感觉还是非常良好的。但是把农民和工人比较，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就会凸显出来，也就是梁漱溟说的工农之间是“九天”与“九地”的区别了。

唐：这不就构成了自我冲突的状态了吗？

王：所以说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不是简单的平等，我们要分析内部的平等和不平等的复杂性。

唐：所以他的平等是阶层化的或者空间化的、群体化的，是一个差异化的平等，不是一个总体的在法律上或者是在人权意义上的平等概念。这种平等观，放在整个反精英主义的革命过程中间，我们该如何认知反精英主义跟反智的关系？

王：过去学界讨论中共的反智，主要着眼于反知识分子。我觉得毛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不仅仅反知识分子，应该讲它是更大范围、更广泛的反精英主义。毛所谓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正是如此。

唐：你觉得反精英主义的起源是什么呢？

王：可能跟五四时期一度流行的民粹主义、平民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都有很大的关系。

唐：这种反精英主义，虽说有从俄国引入的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但若放在中国历史的脉络来看，可能也深具传统中国的特质。其实中国共产革命中，中国自身的传统也在被激活和被重新利用，不单单是从西方过来的一套观念和制度，比如从苏联引入的党国体制。

王：但是中国革命确实有强烈的“西化色彩”，因为共产革命是阶级革命，这种阶级革命的自我定位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这种立场开始时可能仅仅是一种信仰的表达，这种信仰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是空的，但是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讨论民初政治的法统一样，它看起来似有若无，但是实际上也会约束和自我约束，所以毛泽东时代宣扬的无产阶级意识，可以转化为穷人意识和底层立场，也会慢慢地扩展到其他层面上去，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形成一种“崇无仇有”的浓烈氛围。有财有产、有权有势、有知有识、有能有德有地位者，均难逃避被改造与打击的命运。

中共的高明之处，是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简单化、本土化、具体化、实用化、草根化，将无产阶级转化为“穷人”，将资产阶级转化为“富人”，将社会人群简化为“有产”与“无产”、富人与穷人两大阶级，将阶级斗争简化为穷人造富人的反。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贫富贵贱就是阶级”，“富人的钱不让穷人花”就是阶级对立。穷富程度直接决定对革命的态度和革命性的强弱：“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这样一来，外来的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底层社会替天行道的造反伦理和劫富济贫的游民文化得到很好的沟通。

国共两种类型革命

唐：我也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我们谈到意识形态和平等，你觉得在国民党主导的国民革命中间，它最核心的目标除了民族独立，是否也有平等和进行社会革命的诉求？

王：国共都作为革命党来看的话，国民党的革命始终停留在政治革命的层面上，而共产党的革命则是要从政治革命走向社会革命。国民党的革命目标实际上很简单，无论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还是国民革命推翻北洋，即使是建立民国和打造共和，都是在政治革命的层次上。而共产党的革命一开始就以社会革命为诉求，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前奏；更重要的是要以政权的力量进一步发动革命，进一步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声称，辛亥革命的榜样是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只是一场政治革命，已经过时了；中共的革命以俄国革命为楷模，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的革命，是更彻底的社会革命。中共还以自己是国际政党（共产国际支部）为荣，强调自己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世界革命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世界的资产阶级，思考革命的基点已不局限于中国，而是着眼于全人类。所以中共革命的兴起，意味着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更上一层楼：从政治革命走向社会革命，从国内革命走向世界革命，从种族革命走向阶级革命，从共和革命走向共产革命，从有限革命走向无限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