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反思-4

国内学界一般以1949年作为中共革命的下限，我个人认为，1949年建国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而是另一场更深入、更大规模革命的开始。1949年以前的革命，只在中国的局部地区进行，而1949年以后的每场运动，无不席卷全国。1949年以前的革命，主要是武力革命，参与革命的人数尚有限，而1949年以后的革命，则是全民性的社会革命。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看，1949年以后的社会革命更剧烈，也更复杂。

唐：铸造社会主义新人，“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才是共产革命的终极目标。

王：学界比较关注毛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其实中共所进行的政治思想改造是全民性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而是所有人群。只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更突出和更引人注意而已。实际上毛泽东时代对农村社会和农民的改造力度也很大。

唐：知识分子会留下很多材料，知识分子有记录和表达的能力，所以这部分的历史记忆可能被凸显了。

王：有这方面的因素。农民、工人不如知识分子有记录和表达的能力，对农民、工人的改造可能没有留下细致的材料，甚至如大饥荒等，农民虽是主要受害群体，却很少留下第一手记录。这就导致历史记忆的失衡，以为那时候只是在改造知识分子，其实毛时代对人的改造是全方位的改造。

“革命失败论”是如何炼成的？

唐：从孙中山开始到蒋介石一直到毛泽东，“革命失败论”为什么贯穿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孙中山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众所周知，1930年代的蒋介石对执政以后的国民党痛心疾首，认为其腐化了，没有革命的战斗力，倡导创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来救党救国。毛泽东更是一生都充满了一个革命者的危机意识，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大谈特谈继续革命，至死也不后悔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继续推进革命的政治运动。这三个革命领袖的革命失败论背后有没有内在的一致性？

王：研究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最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三场革命在推翻旧政权方面都成功了，而在革命之后建立新的政体方面却都未能令人满意。第一场革命推翻了清朝，第二场革命推翻了北洋，第三场革命推翻了国民党。应该说三场革命都成功了，然而每场革命之后，总有人觉得革命尚未成功，或觉得革命不彻底，还要再起革命。辛亥之后建立的民国很快陷入帝制复辟与军阀混战的泥泞中；北伐之后建立的新党国，只是达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国家仍处于分裂和内忧外患之中；中共的革命算是最彻底，1949年新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晚清以来一直未能实现的国家主权独立与统一。如果以1949年为终点，甚或以1957年为终点，这场革命无疑是成功了。然而，毛泽东还要继续革命，直至演变成一场十年浩劫，革命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

唐：换言之，为什么中国的革命不是追求有限的政治目标，而是追求无限的政治目标？

王：这就涉及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定位问题，革命究竟是有限的革命，还是无限的革命？中共革命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和世界大同。这就决定了中共革命的长期性和无限性。陈独秀早在1920年就警告：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误以手段为目的，那便大错而特错。但中共后来将革命提升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信仰，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因而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代革命家的观念中，革命虽然有阶段性，但没有比革命更高、更神圣的境界，革命从此便没有替代物，也因此永无止境。

唐：最开始的时候，这些革命者的乌托邦主义是有召唤力的，比如从早期的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瞿秋白、张闻天等人的文章、日记、书信甚至文艺作品，很明显可以看到革命者的卡里斯玛型人格魅力，这种革命者自身的道德魅力，在最初的革命动员和革命宣传中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当革命实践进入真刀实枪甚至腥风血雨的阶段后，一些革命者因为对革命暴力的反思或许想刹车了，但是革命已经形成自身强大的逻辑和惯性了，要革命机器停止已经变得不那么容易了。

王：从1920年代开始，革命就有被“神化”的趋向，至“文化大革命”达至鼎盛。而之后这三十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逐渐消解这样一种被“神化”的革命文化。革命去魅化，回归到一种常规政治文化中。

唐：但是这种对革命者和革命文化的去魅也引来另外一种把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妖魔化的现象。

王：很多人因为对1949年以后的不断革命留下极为深刻的负面记忆，以至于形成一种“革命恐惧症”，进而将一切革命虚无化，甚至妖魔化。这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应该说，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有阶段性，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1949年的革命，最了不起的功绩是国家统一和主权独立。这应该是所有人都承认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切切实实地表达了当时中国人民的心声。

有限革命与无限革命

唐：这句话其实呼应的是那个时代总体的情绪，民众的呼声融汇在其中，这就引出一个问题，1949年中国实现了统一和主权的独立，似乎完成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但是从中共的理论或者革命意识形态来说，中共追求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具有社会主义的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主义色彩，包括早期共产党人的言论和胸怀，它有关心全人类命运的色彩，那么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在中共革命中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王：这是共产革命的一大特点。根据列宁的世界革命观念，共产主义革命是一场世界性的革命，革命目标是要在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之前的辛亥革命论实质是一场内部的种族革命，不是对外的，而是对内的。到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革命的目标是内外兼顾，对内反军阀，对外反帝。1949年以前中共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国民党统治，是一场国内的革命，但其终极目标是要实现全人类的共产主义。这也是斯大林之后毛泽东为什么要做世界革命领袖的原因之一，实际上毛这一代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革命家，在青年时代就有一种强烈的世界主义情怀。五四时期最时髦的口号是“改造中国与世界”。从世界主义走向世界革命，实现世界大同。这是五四时代革命思潮的一个重大演进。

唐：今天回头来看关于五四的历史叙述，其实也把五四一代（包括老师和学生辈）的精神世界窄化了，五四不仅仅是场爱国主义运动，新文化运动培养的这代人星光灿烂，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为独特的一代知识人，他们中间其实很多人都有世界主义情怀和人类意识。

王：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潮流弥漫在知识界里面，这种世界主义是他们接受列宁世界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如果回到五四前后的历史情境，会发现那些新式知识人甚至连爱国都不大提及，认为国家不是好东西，是一个需要破除的偶像。

唐：这是不是也是革命永远不会有彻底成功感的原因之一？因为有世界革命的愿景在里面，而这个愿景显然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

王：对，革命的目标树立得很遥远，也很博大。

唐：所以说，这场革命在时间上不是有限革命，在空间也不是在追求有限的目标。

王：政治革命的目标非常清晰，推翻旧政权就行了，但是社会革命的目标是个无底洞。社会革命“革”到什么程度是终点？改造人“改”到什么程度是止境？所以一旦从政治革命发展到社会革命，革命就可能变成一场无止境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