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反思-5

唐：社会革命本身究竟是解放还是一种新压迫机制的形成，也很难说。如1950年代政府颁行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当时也鼓吹是在社会生活领域进行一场革命，所谓家庭的革命，婚姻要建立在自由恋爱的基础上才是合法而正当的，但是现在很多档案和其他史料披露出来，会发现实际与宣传往往并不吻合，当时很多干部尤其是南下的军队干部，就像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描述的那样，是要借法律之名来解决自己离婚再娶的问题，所以说社会革命背后隐含的又是一部分特权阶层没法公开化表达的需求，但是会用一种法律化的革命名义。

王：崇高的东西一旦落到实处难免产生很多问题，越崇高落到实处问题越大。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任何神圣和崇高的东西都不能落到世俗的层面上。

唐：相对来说，是不是可以说蒋介石领导的革命世俗的色彩更浓厚一点，因此更加接地气一点？

王：今天来看，国民党的有限革命似乎更实际一点。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中共的革命也许止于1949年更好，止于1957年也还行，因为当时对社会进行适度的改造也是需要的，当时中国社会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因此也不能说社会革命完全是错误的。问题是，社会革命一旦启动就很难控制，革命本身有巨大的惯性。

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唐：回头来看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无论是最初的辛亥革命，还是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还是后来的共产革命，其实革命的主导力量还是知识分子阶层。而按照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理论，知识分子又归属于资产阶级阵营，必然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专政对象，至少是不可信任的阶层。二十世纪中国的共产革命，就变成一批先知先觉的知识人发动和领导的最终指向自身的革命，让后人读史别有一种悲剧感。

王：其实不仅革命，近代以来所有改革、救国方案的提出和实施，无一不是知识分子主导的。在西方列强有形的压迫和无形的压力下，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也最敏锐，故而成为变革的先驱和革命的先行者。从清末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持续性的“亡国”危机意识。在各种救亡方案都尝试无效之后，危机感不断累积，救亡情绪日趋极端，由急迫、急切，进而急进、激烈。国共两党的革命都是文人主导的，但两党最终都疏离甚至打压知识分子。武人出身的蒋介石接掌国民党最高权力以后，虽也任用过一批文人，但总体上武人更受重用，在权力结构上形成“武主文从”的局面。武人重实力，轻理想，倾向于保守现状；文人富有理想、信仰，同时喜欢幻想和空想；文人气质浪漫，富有激情，但好冲动，爱折腾，难免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擅长天翻地覆“闹”革命，而不擅长脚踏实地搞建设。“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与毛泽东的文人气质有相当的关系。

唐：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相对来说是比较主张清明而理性的，主张“极高明而道中庸”。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个人，极端派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遵循的还是比较持中的处事方式。但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将这个传统毁坏得支离破碎，传统社会的“温良恭俭让”在革命年代就成了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阶级斗争思维成为笼罩一切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原则。革命年代的这种遗产多少仍存留于今天的公共生活中。晚清开始初露端倪的革命文化，到了民国尤其是共和国前三十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形成了一种既崇拜权力又恐惧权力的极端文化。

王：这些确实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长期处于你死我活的政治环境里，尤其是后来全面泛滥的阶级革命文化，确实改变了整个民族的心理，也改变了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理念。其中阶级性对人性的冲击可能是最大的。尽管辛亥革命是一场反满的种族革命，种族革命也有非理性的一面，但也没有达到阶级革命那样剧烈的程度。无论是种族革命，还是阶级革命，均是以社会分化为手段，都是一种极度简化的现实主义革命策略。有意夸大、激化民族矛盾或阶级矛盾，固然有利于革命动员，也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所以，辛亥革命一成功，革命派立马叫停种族分化策略，转而强调五族共和，及时缓解了民族矛盾，并有效防止了国家与民族的分裂。而中共革命成功后，不仅没有停止阶级斗争，反而在全国范围内持续进行了近三十年的阶级斗争。辛亥革命成功后种族分化迅速结束，而中共革命胜利后阶级斗争长期存在，与两场革命的性质有密切关系。辛亥革命中，“排满”只是一种革命策略。而在中共革命中，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信仰。革命策略可以随时调整，而意识形态信仰则难以随时改变。

唐：所以不能低估意识形态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的影响。这种革命意识形态的有效性除了革命成功所赋予的强有力的解释效力外，是不是也跟1950年代以后，普通人的知识、思想和信息的来源高度单一化有关？

王：掌握政权后的中共把其他声音全都灭掉了，只有一种声音。这样强大而单一的声音，对人的改造力量之大是难以想象的。其实我们可以联系现实来照看历史，比如今天传销组织的“洗脑”能力据说极为惊人。原来我也怀疑思想改造的有效性，认为“洗脑”是难乎其难的事情，因为要改造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应该是所有改造里面最难的改造。但是考察传销组织的行为以后，觉得“洗脑”好像也不是那么难。

唐：这是不是也跟晚清以来，尤其共产革命运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人的意义来源更加单一化有关？因为人所依靠的团体也变得更单一化了，传统的社会自组织都被消解掉了。杨奎松教授有一个看法，认为其实中国真正意义上全盘西化是从1950年代以后开始的，即从全面地学习苏联的社会管理体制等开始的。我记得你曾经考察过民国时期的私塾和新式小学的比例，认为其实在整个民国时期，传统教育仍有很强韧的存在，余英时先生在自传性散文《我走过的路》也回忆过抗战时期他在安徽潜山度过的少年时代，充满着传统中国的情调与生活方式。

王：如果从对底层社会的真正改造以及随之而来的底层社会的变化来看的话，我同意杨奎松的看法。对于政治史研究者而言，近百年中国政治变化太剧烈了。而对于社会史学者来说，他们更关注沉淀在历史深层结构里面的“不变”。在他们眼中，从明清到民国，底层社会基本上没有变。真正的变化确实是1949年以后。

中国革命中的阶级性和群众性

唐：就中共主导的中国革命来说，经验主义和浪漫主义似乎一直是双峰并峙的存在，比如说毛泽东本人，显然是一个富有诗人气质的浪漫主义者，但同时他又特别擅长运用经验来化解危机。中共早期主要是一个知识分子政党，也主要在吸取青年知识分子，而这些青年人更多的带有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色彩，但国民党清党以后，两党合作破裂，中共被迫转入地下，成为一个秘密政党，特别依靠一些经验、权术的生存性智慧来应对内外危机，所以这两种精神气质之间其实也构成了某种持久的冲突；这又跟刚才我们前面讨论过的解放感有关系，因为长期处于秘密政党结构中间，党员甚至党领导下的群众就会觉得自己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一旦上面赋予某种机会就可能会有反叛。我前段时间读《李慎之的检讨书（1957—1990）》，他在1957年做的一份长篇检讨里谈到理性是有阶级性的，以前我们只知道中共认为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没想到在当时的政治观念中间，理性也是有阶级性的，可见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是一个非常强力的扩散过程，渗透到每一个革命者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