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三本三要”是都市佛教的发展方向(4)

所谓“三要”，就是为了能够固守根本，起到应有的社会作用，必须处理好的三个重要问题。它们是：

(一)媚俗与庸俗化问题。

主要针对都市佛教活动中本末倒置的不良现象。

国际大都市是开放的移民城市，多元文化并存，社会阶层复杂。因此，不同阶层和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素质的人群，对精神信仰的需求是不同的。复杂多变的信仰心理，形式不一的活动要求，的确为都市佛教提出了多种信仰要求和难题。比如激烈的生存竞争、紧促的时间安排、变化的生活环境、众多的精神诱惑等等，都使都市信徒难以适应冗长的宗教活动、固定的活动时间、严格的饮食要求、清净的行为自律，他们对信仰活动具有“变通性”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不同社会人群的不同生活信念进行引导、净化、整合、升华，要化导世俗，而不是被世俗所化。这就是“化俗”还是“俗化”的问题。上面讲到的终极关怀，就是要通过对人生理念的规范引导，确立最高的理想追求和生命价值，达到化世导俗的目的。

佛教是主张“随缘”、“入世”的，根据众生机缘和社会环境，去教化引导。但是，必须作到“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随缘是方便手段，不变是根本和目的，不变的是佛教的精神和特质。然而，佛教界存在一些糊涂认识，人们需要什么就给什么，喜欢什么就满足什么；社会流行什么就赞叹什么，社会有的都要有……佛门似乎成了自由市场，什么都吆喝，什么都买卖，弘法者宛如小商贩，廉价出售“商品”！结果，假冒伪劣充斥“市场”，既坑害了“消费者”，也毁辱了自己的声誉。因此，目前社会上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把佛寺只看作旅游场所，不是没有道理的。

人类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关怀是永恒的。佛教敢于对现实生活状态进行切实的评判，保持一种无私无畏的批判精神，也是最值得推崇的道德风骨。不能保持和宣扬自己的宗教品格和主体信仰，大搞相似佛法，媚俗与庸俗，正是佛教衰落的历史教训，被社会轻贱的直接根源。

(二)浮躁与贵族化问题。

主要针对都市佛教个人修行中的奢靡风气。

大都市的商业化氛围，勾起人们的欲望，光怪陆离的生活方式，也容易教人心猿意马。有人评价过去上海的商业化特点，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上海人开始逐步远离自然经济的生存方式，市场成为人们生活存在的必要前提；二是上海人的心理和生活方式趋向奢靡，行为“往往逾制”，没有严固的心理束缚和禁锢。(尹继佐主编《2002年上海社会发展蓝皮书：城市管理与市民素质》页3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2月版)也就是说，都市商业化发展使人们渐渐抛弃了淳朴节俭的良好生活习惯，追求个人主义的奢靡生活方式，缺乏自律，甚至腐化堕落，使信仰和生命被铜臭气污染。

佛教信徒，特别是出家人，从自然属性上讲，也是普通的个体人，他们当然有七情六欲，也有追求富足生活的权力。而且，佛教并不反对现实生活水平的提高，反对苦行和极端禁欲还是佛教创立的思想基础之一；相反，佛教关于极乐世界的描绘，实际是鼓励人们追求健康美好的富足生活，充满了乐观向上的现实主义风貌。所以，佛教不是消极避世的。没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创造，就不会有持之以恒的信仰动力。但是，佛教认为淡化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贪欲)，有利于精神品位的提高，进而有利于超脱物累欲缚，减少精神的沉沦、社会的争斗、生命的贬损。因此，佛教利用严肃的戒律，节制信徒以及众生的欲望，要求担当“人天导师”的正法主持者们朴素节俭，体现出一种生活价值理念，昭示着一种高尚的生活情趣。“超凡脱俗”不是一句空话，是要付出代价的，而得到的将是思想的弘扬与品格的提升。

可惜，佛教界一些人越来越在形象上下工夫，一掷千金，摆阔斗富，金缕玉衣，龙床高卧；上行下效，追名逐利，嫌贫爱富，聚敛钱财，殿宇高广；……“修行人”成了爆发户，“人天导师”家财万贯、俗不可耐，还要装腔作势、附庸风雅！——都市佛教中，佛教徒的浅薄、浮躁和生活贵族化倾向，已经成为社会批判的焦点。其实质隐含着信仰的缺失、道德的沦丧。回想历史上“三武一宗”法难的内因，就是僧众生活的腐化与堕落，才授人以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