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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中国佛教最终能够让慈善成为了中国社会最主要的道德观念之一，“果报论”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原先在小乘佛教教义中，慈悲原为“五停心观”之一，它主要是一种对治个人心性弱点的修行方法。这种慈悲观所要消除的正是众生的忿恨心,所以，慈悲观在小乘佛教中只是一种修行法门。然而，传到中国的大乘佛教，为了突出慈悲的深意，更进一步地将慈悲解说成一种佛性的体现，将慈悲由修行法门,提升到了一种与佛性等高的地位，在从根本上对“众生皆有佛性”、“众生即佛”这种众生皆有脱离轮回及恶报之可能性的论证中，佛教信徒行善积德的积极修为被作为了重要的前提之一。
从社会的实际受用来看,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果报论”所阐述的善恶报应思想，后来被延伸成为了一种能被世人理解接受的“广种福田”思想，导致南北朝及唐宋时代先后出现了“六疾馆”、“孤独园”、“悲田养病坊”、“福田院”等佛教慈善机构。明清时期，也产生了由信佛的“善人”出面筹资创建并交由僧人管理的佛教善会、善堂等慈善机构。这都说明了佛教这种“广种福田”思想与佛教慈善事业发展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
由于两千年的佛教发展始终与中国社会处于互动关系之中，因此,佛教慈善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与社会现象,与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佛教的宗旨虽然是超越而解脱的，但它的运作与发展却往往表现得非常现实而应世。因此,佛教在现实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及其基本功能，就被不断地赋予了越来越深的道德伦理意义，以至于今天的世俗社会也不得不普遍承认,佛教慈善对于调节社会和谐、提升个人乃至全社会道德水平，都是有所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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