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泉：佛教复兴中的围墙困境(2)

佛教出路在走入社会的广大人群，而不是圈在景区内，异化成佛教专卖店。当围墙成为某些利益集团攫取高额门票收入的工具，寺墙就成为隔断寺院与民众精神联系的障碍，抑制佛教事业发展的瓶颈。这种制度缺陷所形成的围墙困境，人为地在社会中制造了佛教信仰的供应短缺。权力与和资本勾搭，企图把寺院与风景区打包“上市”，侵吞的就是佛教品牌和无形资产，这是对佛教赤裸裸的掠夺。

政商利益集团控制佛教，把佛教作为政治或工商势力的附庸，甚至出于政治经济利益，把神圣的宗教变成迷信，是造成佛教庸俗化的社会原因。在民众迫切需要宗教而佛教义理不彰、组织涣散的现时代，利用佛教特别是其中的神秘现象从事经济活动，简直是一本万利。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的《资本论》中，就已经借别人的话写道：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上个世纪80年代始，中国佛教在一片废墟中艰难地走上复兴之路。在佛教的主体性和宗教品格尚未确立之际，佛教或借助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或依傍政治威权，以打开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一状况，与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汉末魏晋时代非常相似。

《高僧传》的十科组织，继译经、义解之后，神异排列第三；而以儒家为本位的正史，为僧人入传的选拔标准，也主要视其与政治的关系及神通而定。但在佛教发展到盛唐时代，道宣的《续高僧传》则把佛教的核心价值戒定慧提升到前列，神异改为感通，降至第六位。

太虚大师在《中国佛学》中，指出道安-慧远一系，乃为中国佛教的主动流。可以说，中国佛教的主流思想和组织建制，是循着佛图澄、道安、慧远师徒的事业而发展光大的。佛图澄藉助神通摄服残暴的统治者，为中国佛教教团取得了政治合法性基础；道安在战乱中，周旋于护持佛法的国主间，创制了僧尼规范，并推荐鸠摩罗什来中土译经；慧远身处佛法精神衰替的南方，以“影不出山，迹不入俗”的高行，维护了佛教的神圣精神。

慧皎在《高僧传·义解篇论》中，对道安、慧远二公的行事风格有如此论述：“涌泉犹注，寔赖伊人。远公既限以虎溪，安师乃更同辇舆，夫高尚之道如有惑焉！然而语默动静，所适唯时。”佛图澄之“神”、道安之“动”、慧远之“静”，表面看来相差极大，但精神实质则一，都是以真俗不二的智慧，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而采取的契时应机之举。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以道安、慧远的中道智慧与高僧风范，假如道安到了南方，也会有“影不出山，迹不入俗”之静；而慧远留在北方，照样会像乃师那样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之动。竹密不妨流水过，山高岂碍白云飞？道安-慧远一系，当涌泉犹注，冲决关山阻碍之后，毕竟东流入海，开演出中国佛教的主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