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青龙寺是我国唐代弘扬密教的重要道场,日本人唐求法高僧空海曾在该寺从惠果和尚学法,回国后创立日本真言宗,传播了唐代的中国文化。青龙寺早已不存在,只留下遗址,经发掘没有文物。日本真言宗为了报答祖恩,增进中日友好,在空海逝世1200年之际,发起在空海曾经住过的青龙寺东院遗址修建宗教纪念建筑物,派当时的宗务总长阿部野龙正来华商谈。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也通过我驻日的符浩大使,向我本人写信要求给予关照。建筑费用,日方提出一亿日元,西安市有关部门索价二亿日元,几经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一亿三千万日元。他们完全不顾国家的体面和政治影响,把友好事业当作赚钱的买卖,实属罕见。青龙寺遗址修复后,最后定为“惠果、空海纪念堂”,本身毫无文物价值,纯属宗教纪念性的建筑,又是日本佛教真言宗广大信徒捐资建成,里面完全是宗教殿堂的陈设,与文物毫不相干,理应由佛教界来管理。但文物部门从一开始就打算长期把持不放,对此日本真言宗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我会派僧人管理。该宗领导人多次当面向我提出这个要求,我也就此事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省领导的态度是明朗的,之所以拖了几年未解决,是国家文物局的负责人作梗,鼓动省、市文物部门顶住。最近陕西省政府又下文,但至今尚未解决。
陕西佳县的白云观是明清以来西北最大的道教宫观之一,自创建以来一直由北京的白云观派道士常住,代代相传,沿袭至今。1957年该观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宗教活动照常进行,香金布施完全由道士自主管理。“文革”时道士被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该观十二名道士重返观内,恢复了宗教活动。1981年佳县政府派了一个文管所进驻白云观。1983年8月文管所收管了香火布施,开始时还让道士当面点数,开个收据,后来完全不让道士过问。有位远方来的香客发现不是道士收管香资,将人民币当火焚毁,以示愤慨。更有甚者,他们不顾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竟公开在碑石上镌刻“1963年党中央取消道教”的字样,在宫观内宣传无神论。文管所后来改名文管处,1988年又升格为白云山管理局。几年来他们在白云观胡作非为,管理混乱,问题成堆,试举数例:①1985年文管处从香火钱中拿出10万元给佳县某单位去深圳做生意,至今未还;②1986年管理处负责人刘某为了给自己的子女安排工作,从香火钱中拿走13万,借给神府煤矿,至今未还清;③1988年管理处某人因犯人命案,从香火钱中拿了3万多元作偿命费;④1986年省道协派人去白云山查帐,查出1985年文管所给道士开的收据的总数是60多万元,而文管所只报了29万多元的收入,其余30多万元下落不明。自1983年至今五年多来,白云山香火收入共达350万元以上,用于维修庙宇、道士生活等方面的开支,仅50多万元,其余300多万元用在何处,道士一概不知。
在佛道教的名山大寺宗教香火收入丰厚的地方,设有文物管理机构和管理局的不少,象白云山管理局的这种情况,不是绝无仅有,有的还甚有过之。某些地方政府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寺观巧取豪夺,胡作非为,欺压僧道,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象白云山这类地方,什么作为保护文物、科学教育的阵地,纯属欺人之谈。真正的目的就是有钱可捞,有财可发。他们不让佛道教徒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而自己却拜倒在财神面前,搞商品资本拜物教。
之所以困难重重、纠纷迭起,我看源出于这样一种认识,就是寺观一旦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特别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的属性、职能和归属就似乎理所当然地改变了,变成了政府各级文物部门直接管理的一个基层单位,千百年来宗教活动的场所就要作为开展科学研究、进行宣传教育的阵地,如果要恢复寺观固有的属性、职能和归属,那就被认为是将文物保护单位“改作他用”,就要得到文物部门的批准同意。把这样一种认识做为一个政府部门从上到下的指导性观点,在“文革”以前是没有的。
必须强调指出,一个场所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一回事;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那个场所归谁管,派什么用场,这又是一回事。文物保护单位与文物部门管理的单位,是两个概念,两者不容混淆,更不能等同。据我所知,天安门城楼、鲁迅墓、中山陵、颐和园、拙政园、留园、天坛等都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没有因此而变成文物部门直接管理的一个单位,它们都由相应的主管部门和单位在管理,都有其各自独特的用途。寺观更应如此,比如扎什伦布寺、嘎登寺、色拉寺、哲蚌寺、大昭寺、塔尔寺、伊斯兰教的牛街礼拜寺等都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能设想把这些宗教活动场所改变成为政府文物部门直接管理的一个单位,作为科学研究、进行宣传教育的阵地吗?
或许会说,对这些少数民族宗教活动场所我们没有这样做。既然如此,为什么对汉族佛道教寺观就不实行统一原则,就不一视同仁呢?是不是因为汉族僧道软弱可欺,可以任人鱼肉呢?再说寺观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原本在先,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在后,恢复寺观固有的属性、职能和归属,这是拨乱反正,绝不是“改作他用”。将宗教活动场所改为政府文物部门直接管理的科研单位、宣传阵地,这倒是反客为主,改作他用!
寺观的属性、职能和归属并不因其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而改变,这个道理并不难懂,而且在“文革”以前也一直是这么做的。寺观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本是一件好事,对保护文物有好处,佛教道教界也引以为荣,而且增加了安全感。佛道教徒万万没想到这几年这件好事竟成了遗患无穷的灾祸,使得不少地方的僧道有庙难归,投诉无门!外国政府处理宗教和文物的关系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以日本为例,大家知道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对文物的保护,有重要文物价值的许多寺庙是由文化厅树立“国宝”或“重要文化财”的牌子,这些寺庙及其藏有的文物并不归政府的文化厅直接管理,更没有改变这些寺庙的属性、职能和归属。可见古今中外宗教场所都不因为它具有国家确认的文物价值而改变它的固有属性、职能和归属。我们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人为造成的不正常现象是一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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