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凯法师：强拆兴教寺错误阐述及解决出路(1)

编者按：本文作者圣凯法师是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执行副所长。圣凯法师对中国佛教及相关政策法规颇有研究，兴教寺事件发生后，圣凯法师一方面奔走呼吁阻止拆迁夺寺，另一方面撰写护法宏文，分析“强拆兴教寺”事件的群众性、复杂性、长期性与国际性，指出有关部门在此问题上错误及解决强拆事件的出路。

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执行副所长圣凯法师（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2013年4月10日以来，西安兴教寺拆迁事件轰动一时，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家文物局相继表态、解释，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全国佛教发表声明，中央电视台、人民网等新闻媒体参与讨论，数千万网民发表意见……事件影响之广、涉及面之大前所未有，因为这不仅关系中国文化的精神领袖——玄奘法师，也涉及到人们对佛教与旅游、文物等的关注；同时，更影射出党和政府如何看待宗教，如何处理宗教事务问题。所以，想从宪法、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宗教问题的基本看法，尤其是党中央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方面，去剖析“强拆兴教寺”事件背后的原因、错误及其解决出问路。

一、“强拆兴教寺”事件的群众性、复杂性、长期性与国际性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结合中国社会实践的经验总结，形成特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从“强拆兴教寺”事件来看，涉及到的主要观点有：

1) 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的观点，中国宗教社会现象具有群众性、复杂性、长期性、民族性、国际性“五性”或“三性”（群众性、复杂性、长期性）的观点；

2) 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

3) 信教群众同样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力量的观点；

4) 积极引导宗教爱国爱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观点。

5) 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实践中加以认真总结的理论产物，符合中国国情，有助于社会和谐和发挥宗教界的积极作用，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把宗教信仰自由写进宪法，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宗教工作方面奠定了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1980年8 月26日，邓小平在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谈话时强调：“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同时，极力推动1982年3 月下发的中央19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通知》。在19号文件中，提出：“党的基本任务是团结全体人民（包括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必须妥善地安置宗教职业人员的生活”、“已经建成的”宗教活动场所“也不要拆毁，遗留问题应同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充分协商，根据实际情况妥善解决。”

以江 泽 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指出：“民族、宗教无小事”、“对于民族宗教方面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要及时地妥善解决，不可掉以轻心”。同时，强调在对待宗教的问题上我们绝不能操之过急，不能重复“文化大革命”中“左”的做法，必须有长远的考虑，必须扎扎实实地去做工作。同时，正式提出宗教工作的三性：根本是长期性，关键是群众性，特殊的复杂性。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促进宗教关系的和谐，做好信教群众工作是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务。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第五代领导集体，强调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我们引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宗教工作的指示，在于剖析“强拆兴教寺”事件中，其背后隐藏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