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凯法师：强拆兴教寺错误阐述及解决出路(3)

二、政府有关部门错在哪里？

“强拆兴教寺”事件的出现，大家都处于表态、解释、调整之中，很少去思考其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1983年，国务院将兴教寺列为汉族地区全国重点寺院。而“强拆兴教寺”的表面原因在于“申遗”，其实质原因在于发展“兴教寺佛教旅游文化景区”。2011年开始，在当年的西洽会上，长安区政府与曲江大明宫投资集团签订了《兴教寺佛教旅游文化景区合作框架意向协议》。2013年3月7日，市区领导到兴教寺视察落实申遗工作，在没有征得兴教寺僧人同意的情况下，拿出一张已经做好的规划方案，开始要求拆迁；3月8日，兴教寺收到长安区民宗局限期拆迁的通知，5月30日前要拆迁完毕兴教寺。“强拆兴教寺”事件被曝光后，在强大的舆论与民意面前，兴教寺主体性被拆迁转变为兴教寺部分新建建筑被拆除。

申遗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也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历来受到政府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欢迎。但是，为什么在西安会出现“强拆兴教寺事件”？不禁值得人们深思。我想，其原因如下：

（一）政府有关部门用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拆迁。在协调会上，市委办公室的副主任强行制止了宽池法师的发言，并表示兴教寺申遗是政府决议下来的工作，让陈同滨教授不用考虑兴教寺的意见，一切只要保证申遗工作。市领导表示要把兴教寺打造成第二个法门小镇。更可怕的是，用50天就要拆掉寺院辛苦二、三十年修起来的建筑。即使拆迁一座民房，仍然必须通过法律手续，协商、告知，不会贸然要求拆迁，更何况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千年古刹。

（二）政府有关部门没有注意到宗教的群众性与复杂性。佛教是世界性宗教，在我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政府有关部门只想到应付兴教寺几个出家人，根本没想到背后成千上亿的佛教徒和佛教文化爱好者。“强拆兴教寺”事件严重伤害佛教徒的宗教感情，才会在网络上引起如此严重的反响。有关部门根本不去想党和国家人的教导：“宗教无小事”、做好信教群众工作，而是完全从工作便利角度，甚至提出要“短平快发展”兴教寺旅游文化。正是这种急躁、功利、忽视民生、不尊重宗教信仰的心理，才会导致事件的出现。

经过舆论和民意表达反对后，国家文物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对1990年以来新建的、对兴教寺文化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造成负面影响的斋堂、僧舍等建筑进行整治”。但是，至今为止从未提到拆除僧舍、斋堂后，寺院僧人在哪里生活。虽然曾经提过迁址另建一个寺院，不仅根本没有规划、落实，而且这将是兴教寺宗教活动场所属性的更改。

在1982年19号文件中，提出“必须妥善地安置宗教职业人员的生活”、“已经建成的”宗教活动场所“也不要拆毁，遗留问题应同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充分协商，根据实际情况妥善解决。”政府有关部门在批准拆迁时，难道从未想到僧人的实际困难吗？这充分说明有关部门缺乏周密思考，根本没有把出家人当成“人”，缺乏对佛教应有的尊重，根本不考虑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才会造成如此的公共事件。

（三）政府有关部门没有注意到宗教的长期性与国际性。兴教寺的影响是长期形成的，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千年古刹。“强拆兴教寺”事件出现后，国际媒体纷纷跟进，这件事情若处理不当，肯定影响申遗的整体过程，也会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冲击。

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理解是全面而且深刻的，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宗教的看法是前瞻、睿智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好的。但是，“强拆兴教寺”体现政府有关部门漠视宪法原则，不学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智慧，不尊重人民的意愿，不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才会引起如此恶劣的影响。反过来说，“强折兴教寺”也说明了我们现在政府有关部门对宗教的认识已经有所偏差，应该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