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易明：“兴教寺拆迁”颟顸遗产四大原因(3)

毁坏文物、颟顸遗产的四大原因

笔者以为，目前公之于众的大兴教寺景区建设方案，是令人遗憾的。这是对佛教神圣信仰与民族璀璨文化的漠视，是对民族精英及其历史遗产的颟顸；尽管项目开发方承诺不会去拆除玄奘大师师徒的灵塔，尽管有关部门声明将考虑僧人移地建设新的生活区。

在此项目的规划和操作过程中，想必主持者不会不了解大兴教寺的历史，也不至于对玄奘师徒在中华佛教史上，以及更为宽泛言之，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无动于衷。因此，景区如要建设，如欲建设，只能是在寺院范围之外，作为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性开发的辅助、配套项目，予以建设，而在寺院范围内的建筑，应当尽量或搁置不动，或在有条件情况下，依照现有文献和唐代风格，以唐代的工艺、材质，对寺院进行修缮性的、保护性的、重现性的建设。

毋容置疑的是，依照目前所给出的方案，那怕是退一步，保留寺院部分主要建筑，而将僧人异地安置，全面打造大兴教寺文化旅游景区这一做法，也是断然不可取的。其缘由有二：

首先，大兴教寺是一个整体，是一座完整的寺院，其寺院的布局、建制、建筑，都是有型的和无型的文物；对寺院的全面改建和打造什么景区的作为，实际上是无视寺院的历史价值，宗教功能，是对宗教神圣性的漠视，对广大信徒信仰情感的藐视，也是对中国民族文化精英的漠然。

其二，宗教活动场所一旦离开神职人员，其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功能即归于消亡；佛教寺院，以住持僧众为主体，没有僧人的寺院，其寺院作为道场即归于消亡。一个没有僧人的寺院不能谓之寺院，一个没有香火和诵念的道场也无法谓之道场。正如没有僧人日日供奉、时时敬香、常常礼敬的法门寺景区，就并非法门寺，而仅仅是景区一样，缺乏僧人早晚梵呗唱诵、日夜香火灯塗供奉的大兴教寺，将仅仅是大兴教寺景区，而非佛教圣地。

当下的中国，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已经成为既定的民族共识。在已具备借鉴西方社会对待历史遗产价值观的时代，应该、而且也有能力参照其他民族在发展中所积累的经验，对屡见不鲜的、有意无意毁坏文化遗产的严峻现实予以深刻反省。凡去过欧洲者，都会为欧洲各国将现实发展与历史保护这层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以及悉心呵护、维护历史遗迹的成就所深深折服和真诚赞叹。我们可爱的祖国，与欧洲相比较，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过去，有着同样厚重的物质与精神的积淀，有着相似的千年灾难频繁、战事连年，文明成果屡遭毁坏甚至毁灭的经历。但是，如今，欧洲与中国就历史文物保护、文明遗产维护保存的现状而言，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并非单纯的保护技术手段、保障资金方面的，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制度上的，以及相应匹配的举措上的。有人说，欧洲的古建筑是石头建筑，容易保存，而中国的古建筑是木结构建筑，所以难以保存。此观点不敢苟同，虽然面对火灾等，木制结构确实显得那样的无能为力，但我们的建筑被毁，并非全系因为自然水火之灾；即使是毁于大火之中，这把火也并非仅仅是因为过失或自然所为，更多的是有意识的、主动故意的毁坏；东瀛日本至今存在的中国隋代时期的建筑，圣德太子主政期间所营造的纯木质结构法隆寺，至今完好无损，连寺院由草与泥混合而垒的围墙，也纤毫不损。难道我们不应该为在泱泱大国之中却很少能找到一所那怕是纯粹的明清两代之前的寺院建筑，而认真严肃地反思吗？

大兴教寺的“申遗”改造事件，并非个别现象。站在对待人类文明遗产所应有的严肃态度之高度，审视和检讨近二十年来各地在各种项目开发、旧区改造过程中对待历史遗产、宗教圣地的求新求豪华的观念和随意追求短期轰动效应性的思路，应该总结出一些令人深思的缘由，以期中华民族在“实现文化大发展”战略中，能够真正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贡献于这个纷繁的世界，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作出应该具有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