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易明：“兴教寺拆迁”颟顸遗产四大原因(4)

依笔者的管见，层出不穷的毁坏文物的现象，屡见不鲜的颟顸遗产举动，至少有如下四方面的缘由：

首先是观念作祟，对于民族文化的漠视，对于历史的有意回避。一个有着悠久著书立说传承历史的民族，似乎不应该有回避历史的现象，但这却时时在发生着。我们传统中下一朝代为前朝记事成史，是否出于我们常津津乐道的“历史感”呢？从孔夫子先生开始创“春秋笔法”以来，历史一再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假象，我们的历史从来是为现实服务的，是基于维护现实、肯定现实、用于现实而书写历史的。因此，对历史的摄取与舍去、接纳与唾弃、肯定与否定，张扬与回避，毁灭与保留，都只有一个标准，即是“现实”。君不见，恢弘的阿房宫在楚霸王那把燃烧了三个月的熊熊烈焰中，化为一捧灰烬；君不见，公元十世纪初，全球最为宏伟的唐皇宫、以及最为宽阔的朱雀大街，在黄巢起义军和一代枭雄朱温等所兴起的连年战乱中，被夷为一片废墟。中国历朝历代，曾经存在过多少皇宫建筑，而仅存的则是辛亥革命所保存而未遭厄运的清皇宫。新兴的皇朝为显示自身顺从天意所具有的合法性，而非谋逆、篡位、僭越，不可避免地要抹黑前朝、否定前朝，当这一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当前，前朝的遗物则不仅不能作为具有文化价值的文物与遗产予以保存，而且反而是作为威胁当朝、引发人们追思前朝、意图复辟的有害之物，故只有遭受被毁的噩运了。另外，一旦历史对现实的作用已丧失或变得可有可无，其文物、遗产的价值，除经济价值和效益外，似乎其作为文化和历史的意义都可忽略不论。这就是我们对待文物、遗产之基本态度的观念基础。

其次是价值取向，中华文明以农耕文明为基础，黄河之滨严酷的自然环境，铸就了民族崇尚实际，勤劳简朴、吃苦耐劳而又不擅想象的性格，关注实际、讲究实惠、趋向实在是民族的基本价值判断尺码。因此，凡事当前，现实的切身利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成为首选要素。目光短浅，贪图一己微利，缺乏宽阔眼界、宏大目标、长远考量，则是这种民族性格所滋生的难以克服的缺陷。对于文物、遗产的态度，也以这种现实利益考量的价值判断为尺码，则其关注的只是文物或遗产所拥有的经济利益，而忽视其文化价值，文明传承意义。以至于会闹出匪夷所思的毁掉真文物，化大钱制造假文物的怪相。但凡各地不断涌现的所谓“古镇”、“古城”建设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

其三是制度建设，我国自改革开放后提出依法治国理念以来，国家出台了不少文物保护的法规。特别是1985年12月12日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及相应的于1999年10月29日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以来，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和制度可谓相对比较完备。但基于中国的国情和体制，我们各级地方官吏的执政业绩考核中，似乎对这方面的要求并不明确。而当其在考核的主要指标的诱惑之下，为拉动当地GDP百分比上升，则将国家文物保护法规抛之脑后，凭自身的一厢情愿，发展那些粗制滥造的文化工程，以至于毁掉真古迹、制造假古迹的令人乍舌之举动，都会应运而生。

最后是神圣信仰，中国现存的旅游景点，基本上过半数与佛教或道教相关，正如欧洲的旅游圣地一般都与基督教教堂、修道院有关一样。寺院本身即是社会各界聚会之场所，因此作为开放的旅游单位，无可非议。但问题是，作为宗教场所的寺院与道观，首要的是宗教信徒修学过宗教生活的场所，是广大信徒神圣信仰的精神家园。而宗教活动场所所拥有的旅游价值，则仅是其信仰价值的衍生。试想，如果巴黎圣母院并非基督教的教堂，一代文豪雨果能以此为主题写就同名小说吗？而随其小说的畅销而一举名扬全球的教堂，如果不再是人们望弥撒、忏悔、祈祷的天主教堂，而仅仅是一个景点的话，那其吸引游客不远万里前往朝拜、礼赞，或前往观光、一睹风采的价值又在何处呢？当以供奉玄奘师徒之灵塔而享誉中外的兴教寺不再是寺院，而仅仅是个旅游景区，而另建的兴教寺中却没有玄奘大师师徒灵塔，试想这种局面是如何的尴尬和别扭？笔者可以负责地说，至少佛教信徒会深感心目中的圣僧受到了亵渎。我们不少国人缺乏宗教信仰，对信徒的神圣信仰无法理解，以至于无从与广大信教群众沟通，甚至认为信徒们有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之嫌。在此，笔者以为，是否信仰宗教是每个人的选择，那是自由的，但对宗教信仰神圣性的敬重感，对广大宗教信徒的信仰心理的理解和尊重，则是每个现代人都应当具备的基本素养。如果有了这份敬重，这份理解和尊重，则许多莽撞的、漠视的、甚至是亵渎性的事件就会避免。

大兴教寺的事件尚未尘埃落定，笔者愿意看到文物的保护、道场的如法能够得到尊重，也愿意看到“丝绸之路申遗”能获得成功。但前提是尊重，尊重历史文化、尊重文明传承、尊重民族情感、尊重法规制度；要害是理解，理解宗教信仰的神圣性、理解宗教信徒的急切感，理解社会各界的责任感；关键是担当，担当振兴民族的使命、担当守护文化的信念、担当依法履职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