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钰镕：专业解析兴教寺“申遗规划骗局”(2)

规划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缺失

在寺庙申遗拆迁引发热烈的全国宗教与文化大讨论中，兴教寺申遗规划的公众参与程序不禁令人质疑。吴必虎教授提及：申遗的其中一个原则，就是要获得当地居民社区的支持，这才是世界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

在本次事件中，僧人群体无疑是规划的公众代表之一，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之一，更是申遗所强调的“当地居民社区”。而从玄奘大师在中华佛教文化的象征以及文化意义来说，那么全球的华人、佛教界、文化界人士都可说是本次事件的利益相关方，都有权利站出来或了解或质疑这一方案并提出不同意见。2012年10月，兴教寺第一次得到消息，因为申遗需要，该寺许多建筑需要拆迁。2013年3月8日，兴教寺收到长安区民宗局限期拆迁的通知。通知要求兴教寺的整个拆除工程在5月30日之前完成。

这个过程当中，兴教寺的僧人作为利益相关方提出不同意见，请求不拆迁居住功能建筑，并未被相关部门采纳，更未达成共识，直至“被通知”拆除工程须在何时完成。规划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程度不足以及拆迁责任方的霸王行为令人瞠目咋舌。

背后的商业利益：佛教背黑锅

综上所述，从技术角度来看，兴教寺申遗规划至少存在这三大极为明显的技术性问题。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一下，如此专家云集、万众瞩目的丝绸之路申遗工程，真的至于犯下如此明显而愚蠢的错误么？在当前依法规划、科学规划已成共识的时代，存在如此突出问题的规划何以仍被审批通过，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求予以实施？5月30日前必须完成拆迁，如此心急火燎似乎更有掩盖错误做法的心虚之态，狗急跳墙，恨不得拆好了事？

无疑，时间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有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弱势，一味追逐所谓国际标准的媚俗；有国家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实际操作经验不足的原因；但究其竟，仍旧不难发现，最大的原因恐怕还是商业利益的驱动！驱僧夺寺的背后，是将中国佛教文化资产商业化运作的野心。所谓的中国佛教商业化模式又在眼前活生生的上演——首先由地方文物部门出面，将寺庙道观的部分资产定义为“文物”；继而以文物保护之名，将地盘圈定、将障碍如僧团等剥离开；随即转手，将择洗干净的吸金工具，让渡给商业机构运营谋利、共享“发展成果”。

这是打着佛教旗号在敛财，最后在真心求信仰却不明真相的群众眼里，佛教又背起了黑锅，一堆嘲笑僧人、指责佛教的做法层出不穷，瞧，寺庙还收门票，还搞上市，殊不知，在某些有关部门的豪取巧夺中，寺庙的灵魂守护者们已经被驱赶走了，换上了政府部门或商业机构的傀儡，披着画皮，为地方政府商业利益代言。

如若不从国家法律框架的层面下手，对寺庙文物资产厘清产权、严格保护，驱僧夺寺必将带来新的群体护法运动，增加大型宗教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如若不从制度完善与贯彻实施的角度下手，坚决铲除将中国佛教资产商业化的制度漏洞，这样的荒诞事件必然还会层出不穷，恐怕再出色的专家最后都会变成附和赞美皇帝新衣的跳梁小丑，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上留下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惊叹号，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在无处安放的灵魂中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