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转折年代的文艺界-1

[摘要]他要规劝文艺界纠正“不良”倾向，又不愿再使文艺界受到伤害。

“文化大革命”甚至更早时期以来，文艺被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文艺被赋予了与它不相称的政治使命，被当做整合思想、教化社会乃至阶级斗争的工具，被当做无产阶级专政链条中的一环，文艺工作者被尊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另一方面，文艺界又是一个极脆弱、极敏感的领域，处在意识形态斗争的风口浪尖，高层领导总是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文艺界。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乃至更早时期，文艺界遭受了巨大创痛。“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文艺界可谓百花凋零。文艺界带着比其他各界更深的伤痛，以其独特的敏感和笔触，投入到批判和控诉“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之中，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文艺的解禁和复苏

中共高层部分领导人与文艺界之间有良好的沟通。特别是胡耀邦对文艺界人士遭受的创痛有很深的了解和同情，从担任中宣部部长之日起，他就努力推动文艺政策的调整，希望以此重新组织文艺队伍，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筹备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自1960年以来，已经有19年没有召开全国文代会，文艺界都翘首以待。为准备文代会，胡耀邦集中抓两件事：一是推动对蒙冤的文学家、艺术家的平反和大批被打成“毒草”的文艺作品的解禁；二是努力营造民主空气和宽松环境，希望在文代会召开前就形成一个繁荣创作的良好势头。为此，胡耀邦先后召开了文艺界和文化部门有关负责人的会议，党内外专家、艺术家的会议，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筹备组的汇报会，多方面了解文艺界的情况。

1979年1月2日，胡耀邦出席中国文联迎新茶话会，首次与文艺界300多名人士见面。他先请文化部部长黄镇宣布：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工作中，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没有形成一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接着他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提出要“建立党与文艺界的新关系”。对于什么是新关系？他说：林彪、“四人帮”把全国的文艺界办成一个“管教所”，我们要砸烂这个“管教所”，建立新的“服务站”。“黑线”之冤被宣告解除和胡耀邦的讲话，使会场反应热烈。2月26日，中宣部批准文化部党组的决定，正式为“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等重大错案彻底平反，肯定新中国成立后17年文化部的成绩是主要的，根本不存在所谓“文化黑线”和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为代表的“黑线代表人物”问题，宣布为凡是受到这一错案牵连和遭到打击、诬陷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3月，茅盾写信给文联筹备组组长林默涵，希望第四次文代大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会，开成一个大家心情舒畅、真正百家争鸣的会，开成一个向21世纪跃进的大会。他希望把全国知名的老作家、老艺术家、老艺人都请来参加这个会，特别是70岁到80岁的最好一个都不遗漏，建议中组部过问老作家、老艺术家的政策落实问题。胡耀邦看了这封信，立即要求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文联联合召开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研究在文艺界如何进一步加快落实政策。①这次会议3月底在北京举行，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和文化局、文联负责人以及国家计委、财政部、民政部、劳动总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共100多人参加。会议起草的《联合通知》，要求各地和有关部门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切实加快文艺界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凡在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时，因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四条汉子”、“海瑞罢官”、“三家村”、“黑戏”、“黑会”、“黑书”、“黑线回潮”等等而被审查、被点名批判、被错误处理或被株连的一律平反昭雪，不留尾巴。在“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运动，包括1964年文艺整风中受到批判、处理，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各种“集团”等的政治帽子，确实搞错了的坚决平反改正，批错了的文艺作品也都应该平反。积极地为受害者安排工作、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对知名作家、艺术家要理解、要妥善安排。②

文艺界的平反和落实政策工作1978年就已开始。这次座谈会以后则大大加快了。据不完全统计，仅文学界平反的就有艾青、周立波、周扬、刘白羽、夏衍、欧阳山、王若望、陈荒煤、周而复、廖沫沙、刘宾雁、丁玲、陈明、陈企霞、罗烽、秦兆阳、戈扬、唐因、唐达成、萧乾、韦君宜、王蒙、吴强、阳翰笙、杨沫等。在宣布平反昭雪的人当中，许多人未等到这一天。赵树理、冯雪峰、老舍、柳青、罗广斌、邵荃麟、邓拓、田汉、吴晗等一批文化名人，或死于狱中，或不堪凌辱而自杀。不过，他们的作品重新获得公正评价。1979年3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作出为“三家村”冤案平反的决定，恢复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党籍。吴晗的《海瑞罢官》、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邓拓、吴晗、廖沫沙合作的《三家村札记》等作品先后重版。其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的作家的作品，以及“文化大革命”前被批判并禁演的大批作品也得以重新发行或上演。如影片《红河激浪》《逆风千里》《怒潮》、历史剧《海瑞罢官》《孔雀胆》、话剧《茶馆》、昆曲《李慧娘》、小说《刘志丹》、藏族史诗《格萨尔》等。上海是文人荟萃之地。6月7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报告大会，公开为一大批被打成毒草的作品，被诬陷的作家艺术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当天宣布平反的作品有：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巴金的全部作品，李俊民《杜子美还家》，于伶的《七月流火》，丰子恺的《阿咪》，魏金枝的《中国古代寓言》，瞿白音的《创新独白》，王西彦的《湖上吟》，师陀的《西门豹》，罗竹风的《杂家》，王若望的《一口大锅的故事》，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简编》，蒋星煜的《李世民与魏征》等；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李双双》《林则徐》《聂耳》《舞台姐妹》《红日》《北国江南》《不夜城》《阿诗玛》《大李老李和小李》《洞箫横吹》《凤凰之歌》《布谷鸟又叫了》《孙安动本》等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香莲》《白蛇传》《星星之火》《枯木逢春》《小刀会》《清宫外史》《海瑞上疏》《三女抢板》等传统与现代剧目；程十发、刘旦宅、丰子恺、林风眠等画家的所谓“黑画”等等③。被禁书籍如潮水一般涌向文化市场。书店里突然摆满了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各种作品，无论是自然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④。不仅是这些作家的作品，还有中国与外国古典文学著作。文化食粮突然丰富，一下子把80年代的文化发展建立在50年代的文化基础上。为文化人的平反，是对造成文化人不幸的历次政治运动的直接否定，也是对文化过分政治化的否定。“图解政策”的那种服务受到文化人的普遍抵制，文化应有的自主性重新得到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