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转折年代的文艺界-2

文艺界对创作自由和艺术民主的呼声强烈，胡耀邦明确表示支持。取得华国锋的同意，胡耀邦指示公开发表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在1979年《文艺报》第2期、《电影艺术》第1期和2月4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2月5日，在京文艺工作者为此举行座谈会。冯牧、袁文殊、张骏祥、陈荒煤、阳翰笙、周而复、赵朴初、艾青、李陀、于兰、曹禺、夏衍、江丰、谢冰心、陈涌、史超等先后作口头或书面发言。赵朴初用“方欣甘雨润，遽痛百花残”两句诗表达了文艺家们激动而伤感的心情。大家表示，今天我们发扬艺术民主，不能光是嘴上说说，必须在政治上、组织上、法律上加以保证，使作家真正享有创作自由和批评自由。⑤《文艺报》和上海文艺界人士连续举行座谈会。阳翰笙、陈涌、蒋孔阳、巴金等文化名人纷纷发言，提出文艺界领导者要学习周总理的民主作风，要求“文责自负，依法办事”⑥。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呼吁“文艺需要民主”！3月16日至23日，《文艺报》编辑部召开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冯牧、孔罗荪主持，周扬、林默涵、陈荒煤到会讲话。会议着重批评把文艺与政治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观点，批驳了对文艺界解放思想的种种责难。⑦这些活动得到胡耀邦的支持。胡耀邦说：应当以学习周总理的讲话为契机，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促进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⑧。他亲自到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2月8日至24日)讲话，要求“大幅度地、大踏步地、放手地发展电影事业”。5月和6月，胡耀邦指示中宣部与有关部门一起，召开了一系列的文艺工作会议，总结30年来党如何领导文艺的经验教训。他在谈话中说：30年来的经验教训，什么时候放手搞百花齐放，文学艺术就繁荣；什么时候控制太死、调子太高、棍子太多，文学艺术就出不了东西。他重点强调了电影和戏剧的创作问题。他说：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我们的题材广阔得很，现代写1000部，近代写1000部，古代写1000部都可以。⑨

文化禁锢被打开，创作源泉得到释放。文学、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美术、曲艺等艺术门类都呈现出初步繁荣景象。而文学创作一如既往担纲主角⑩。一批大型文学刊物相继创刊和复刊，其中包括《十月》《当代》《收获》《钟山》《花城》《榕树》《长城》《新苑》《边塞》等。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重返文坛的老人，包括巴金、冰心、萧乾、王西彦、孙犁、柯灵、欧阳山、李季、陈白尘、吴祖光、杨沫等一批老作家，以及作为“重放的鲜花”的“右派”作家王蒙、丛维熙、张贤亮、白桦、刘绍棠，诗人艾青、公刘、流沙河、邵燕祥等；另一部分是一大批“文化大革命”后崛起的新人，如刘心武、卢新华、张洁、张承志、梁晓声、陈国凯、茹志鹃、高晓声、王亚平、叶辛、冯骥才、周克芹、陈世旭、蒋子龙、贾平凹、陆文夫、史铁生、张抗抗、王安忆、韩少功等作家和舒婷、北岛、顾城、杨炼等“朦胧派”诗人。

作家们同时把目光投向刚刚过去的历史，从最年长到最年轻的几代作家，对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社会创痛进行揭露、批判和反思。著名老作家巴金自1978年底开始写作熔回忆、思考、议论为一炉的散文著作《随想录》，从自身经历出发反省“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书中渗透着巴金以真诚的忏悔，暴露知识分子失去自主性后，成为“精神奴隶”的悲剧命运。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一批新作家。最早出现的是暴露“文化大革命”灾难及其对人性摧残的作品，被称之为“伤痕文学”，他们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归罪于极左路线。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作家们开始追根溯源，追问极左路线的根源何在？于是，作家们的思考开始投向“文化大革命”所以由来的前17年，投向极左路线赖以产生的制度体制。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弦的《记忆》、刘真的《黑旗》、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贤亮《灵与肉》等。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则不只是揭示伤痕，而且呼唤改革，歌颂开拓新生活的英雄人物，被称为“改革文学”。

压抑多年的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复归和张扬，是反思文学的重要内容。很多作家的写作转向对“永恒的、超阶级的人性”的歌颂，对人的生命状态的描写。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展现女主人公在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下，生命健康遭到严重危害的生活状态，呼吁社会给中年知识分子多一点关注。小说一经发表便在社会各界引起激烈的反响。长期以来，爱情题材几乎被视为文学创作的禁区，写爱情就像偷吃禁果。直到1978年末，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首次触及这一敏感主题。随后，呼唤自由爱情的作品不断涌现，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遇罗锦的《春天的童话》、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这些作品批判极左思潮对正常人性的扭曲，袒露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人性”的复归在电影等其他艺术作品中也得到体现。电影《小花》及同期上映的几部战争题材影片，从“军事学”转向“人学”，着重于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描写亲情、友情、爱情。文学开始恢复其“人学”的本质。

关于《“歌德”与“缺德”》的争论

暴露和描写“文化大革命”灾难的作品大量出现，在一些人中引起严重不安。他们“忧心忡忡、顾虑重重”(11)。《班主任》的发表已经引起了一些非议，《伤痕》发表以后，“这种非议来得更为猛烈”(12)。但是，文艺界的多数人，包括周扬、张光年、林默涵、夏衍等重要的文化界领导人为“伤痕文学”辩护。1979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荒煤转给报社的《晓风致陈荒煤的信》。晓风为近年来出现刘心武等新人新作表示高兴。提出“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是非写不可的。不写不能加速时代的步伐，不能促进全民族的提高”。陈荒煤在致编辑部的信中，赞扬青年知识分子确实是“思考的一代”、“战斗的一代”。应当给广大青年开辟创作的园地，让他们自己掌握命运，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开拓一个朝气勃勃的新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