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转折年代的文艺界-3

围绕应不应该“暴露”的争论越来越广泛。1979年4月5日，《广州日报》发表题为《向前看啊！文艺》的文章，作者把近两年来揭露林彪、“四人帮”的文艺作品分为三类：一类是描写大胆反抗“四人帮”的英雄，如《于无声处》；一类是提出了“四人帮”荼毒下产生的社会问题的，如《班主任》；一类是诉说“四人帮”肆虐下人的悲惨遭遇的。作者认为，这三类作品都是“向后看的文艺”，不利于鼓舞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一致搞四化”，因此应该“提出文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争论。4月中旬以后，《广州日报》《南方日报》《作品》等报刊就这篇文章进行了热烈讨论。争论很快越出广州，引向全国。文艺界多数人不同意文章的观点，也有人认为文章的观点基本正确。类似的争论也发生在上海。4月，《上海文学》第4期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文章指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四人帮”阴谋文艺的理论基础。文艺要真正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迅速改变现状，就必须为文艺正名，对“工具”论拨乱反正。文章说，文艺远在阶级社会之前就已经产生，在阶级消灭之后仍将继续存在。“工具”论否定了文艺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离开了真善美的统一，把文艺变成了单纯的政治传话筒。文章很快引起文艺界的重视。许多文艺理论工作者、各大学文科师生纷纷写文章展开争鸣。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13)6月2日，《文汇报》报道了由一出独幕讽刺喜剧《“炮兵司令”的儿子》(14)引起的热烈争论。争论的结果是赞扬者暂占上风，但批评者的理由却耐人寻味。他们说，孙处长之类攀龙附凤之徒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有，今天就不典型了，建议将此剧的背景改在“四人帮”时期，将孙处长改为“四人帮”的余党或紧跟者。有的说，该剧“没有区别出是延安还是西安，缺乏典型意义”。

这种争论终于由于《河北文艺》6月号发表的一篇《“歌德”与“缺德”》的文章而引发出一场波及全国的风波。《“歌德”与“缺德”》的作者把当时对“伤痕文学”的疑虑和婉转批评，转化成尖锐的政治批判。文章强调说：“革命的作家应当是阶级的眼睛，人民的手足”，“如果人民作家不为人民大‘歌’其‘德’，那么，要这些人又有何用”？文章带有谩骂的口吻说：“鼓吹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和党性的人，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向阳的花木展开娉婷的容姿献给金色的太阳，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文章作者把现实描绘成“姹紫嫣红的春天景色”，“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批评“那种昧着良心，不看事实，把洋人的擦脚布当做领带挂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们不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人，虽没有‘歌德’之嫌，但却有‘缺德’之行”。文艺工作者“吃农民粮，穿工人衣，摇着三寸笔杆不为国家主人树碑立传，请问：道德哪里去了？”文章最后说，“大‘歌’其‘德’，大颂其功，这是阶级的呼声，时代的要求。”“至于那些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意攻击的人，让其跟着其主子——林彪、‘四人帮’一伙到阴沟里去寻找‘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了。”(15)

《“歌德”与“缺德”》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保守思潮的一次强烈的表达。然而，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文艺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文艺界群起反驳，坚决捍卫得来不易的宽松和自由。7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率先作出反应。文章指出，“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太过头了。文章批评有些人“以为中央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文艺界反右的信号，因而又操起了棍子准备打人了”。(16)7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言词更加激愤。文章说：《“歌德”与“缺德”》的发表“犹如春天里刮来的一股冷风”。《歌》文是“貌似正确的谬论”，“其语气又何等霸道”！文章指出：像这样的盛气凌人、出口伤人、棍棒交加、帽子乱飞的文章，已有两年多不曾见面了，本不值得理论。在题材上，《“歌德”与“缺德”》规定只能写两个内容：为工农兵树碑立传和写四化英雄。这比那个“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还要“左”。(17)

1979年7月31日，《人民日报》第3版以整版篇幅就《河北文艺》第6期《“歌德”与“缺德”》一文展开讨论。在这一版上，转载了《光明日报》7月20日刊登的文章《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评〈“歌德”与“缺德”〉》摘要；报道了《河北日报》7月22日发表的崔承运的文章对《“歌德”与“缺德”》提出的不同意见。同时转载了《“歌德”与“缺德”》全文。并发表了周岳写的题为《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的文艺短评。短评指出，这篇论及当前文艺形势的文章，一句不提林彪、“四人帮”对文艺界的骇人听闻的迫害，一句不提极左路线对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的严重摧残和影响，相反，却以大部分篇幅，斥责那些敢于正视现实、真实反映生活的作家是“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是“歌德”，而是“缺德”。短评把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认定这篇文章同近来出现的某些论调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打着“歌颂社会主义”、“为四化服务”的旗号，散布极左思潮，反对解放思想，反对“双百”方针，抵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执行。短评最后说，“我们要警惕，要批判，要继续狠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绝不能让它借尸还魂”！(18)当然也有不同意见，当日发表李准的文章就提出，对“文化大革命”中道德败坏和经济混乱情况的描写要有节制。

随后，上海、北京及全国各地纷纷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展开了对《“歌德”与“缺德”》的批评。在上海，8月2日，上海市文联就《“歌德”与“缺德”》一文举行有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等界50人参加的大型座谈会。老作家巴金身体不适仍赶来主持会议并发言，可见他对这篇文章反映的倾向的重视。同一天，《戏剧艺术》和《上海戏剧》编辑部邀集上海戏剧界人士也举行座谈会。两个座谈会众口一词地批评《“歌德”与“缺德”》，认为“这是一股与当前的形势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愿极不和谐的冷风”，它代表了一种思潮，即“左”的思潮在文艺界的反映。与会者都认为，“这篇文章的文风十分不正，挥舞棍子、帽子，采取泼妇骂街的语言，这也是近几年所罕见的”。(19)8月10日至24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上海市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创作座谈会。这是上海在粉碎“四人帮”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大型文艺创作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和著名人士(20)。文化部和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六省的文联负责人也应邀参加，规模宏大，代表广泛。会议再次批评《“歌德”与“缺德”》，号召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繁荣文艺创作的途径，表达了文艺界的主流意见。(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