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转折年代的文艺界-5

邓小平的祝词被看做是新时期中共领导文艺的基本纲领。祝词充分肯定文艺事业的成就，肯定“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同时提出，文艺工作者要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积极贡献。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文艺工作者要始终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关于党如何领导好文艺工作，邓小平说：

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26)

邓小平的祝词获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尤其是上面引述的这段话，引起了文艺家们的很大共鸣。据记者描述，当邓小平讲到“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在写什么和怎样写问题上“不要横加干涉”时，代表们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党如何领导文艺，这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大家议论说，文艺家要接受党的领导，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政治上的权威不一定就是艺术上的权威，党的领导者与文艺工作者必须平等地交换意见，不能独断专行。有的代表说，不要把文艺批评当做政治判决。(27)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是他在文艺问题上显示出足够温和和开明姿态的一次讲话。然而，细心品味，祝词继续沿用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也没有明确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表明态度。从讲话看出，他希望文艺工作者更多地描写“光明”而不是“黑暗”，他特别提醒文艺家们注意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

为了尽力营造一个团结、祥和的气氛和文艺繁荣的景象，胡耀邦费了不少心血。他多次召开座谈会了解文艺界的情况，审阅并组织修改周扬在会上的总结报告稿，指定周扬、阳翰笙、林默涵、夏衍参加大会领导工作。大会前夕(10月29日)，胡耀邦在党员代表预备会上讲话，要求文艺战线上的共产党员，不仅是文艺家，还应是政治家，把过去个人的得失、委屈放开，丢到太平洋去；多想想未来，多想想怎样为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而努力奋斗。他要求党员代表维护和加强团结，顾大局，识大体，同心同德，和衷共济，把大会开好。特别强调文艺界的历史旧账和当前有争论作品的问题不在大会纠缠；对地方党委、政府机关、部队领导有意见不在大会讨论；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不在大会申诉。可写出材料，交大会领导小组转达。(28)茅盾的开幕词和周扬的报告都说了一些鼓劲的话。茅盾说：过去文艺事业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和破坏。但是，“皮鞭和枷锁、凌辱和迫害，没有摧垮我们”。“事实证明，我们的队伍是一支勇敢坚强的队伍，是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队伍。”，(29)周扬说：这次大会“标志着林彪、‘四人帮’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毁灭文艺的黑暗的年代已经永远结束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新繁荣的时期已经开始”(30)。

然而，文艺家们虽然克制了自己的情绪，仍然不能抹去劫后余生的伤痛。会议第二天，在周扬作主题报告之前，全体起立默哀，对郭沫若和已经逝世的作家、艺术家们表示哀悼和怀念。阳翰笙宣读了被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名单。(31)在随后的大会发言中，仍然可以听到文艺家们的倾诉。柯岩说：“我原想到文代会来大哭一场的。我要扑在我们老一辈饱经沧桑的文艺家的怀里哭；要抚摸着我的同辈的早生的苍苍白发哭；要拉着来自基层，为了他们根本扯不上的‘文艺黑线’而受尽非人折磨和凌辱的兄弟姐妹的断肢残臂哭。”“今天，我来到了文代会，却不想哭了”，“原来——咱们这么多人都还活着啊！而且，活得坚定，活得顽强，斗志是这样昂扬！”她说：当她听到邓小平对文艺界的重新评价时，“我没有像当年那么欢呼雀跃，而是含着沉思的热泪聆听，因为我已不再年轻了。”她感慨地说：“这支队伍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与错误，但她对党对人民忠实积极，没有二心。这原是无需证明的啊！”(32)与柯岩的委婉哀怨相比，刘心武的发言更多的是愤懑和追问。他动情地列举了100多名作家的名字，其中许多人已被迫害致死或含冤逝去。他说：

当年的左联烈士，他们被杀时，是说他们是共产党，是搞革命的，也就是说，是把他们当作左派杀的，他们的牺牲很惨烈，但我想他们的灵魂并不痛苦。而我们悼念的这一大批牺牲者，他们被残害时，给予他们的是些什么罪名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老右派”、“大右派”、“漏网右派”、“黑帮”，总而言之，统统都是当成右的势力来残害的……他们的灵魂一定受尽了痛苦的煎熬！面对这份名单，当我们低首默哀时，我不能不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投身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繁荣富强的文艺事业，却还要作好牺牲性命的思想准备？难怪当我开完那天的会，见到我的一些亲友时，他们当中就有人对我充满善意地说：“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主席台是件有福气的事，文艺界，那是个地雷阵，你看光是一个‘文化大革命’就整死了多少人，现在你踩进那个圈子里去了，你作好被地雷炸死的准备了吗？”(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