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转折年代的文艺界-6

有些作家的发言更加大胆。他们赞扬独立思考的青年作家的勇气和能力，为写历史真实辩护，肯定《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发表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和刘真的《黑旗》(这两篇短篇小说反映了“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有的作家还指出，作家应该面向生活，倾听人民的声音；文学是一面镜子，“打碎镜子，并不能使丑人变成美人，也不能使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不再存在。历史证明，还是不要遮住文学这面镜子，还是不要打碎它好。”“禁止文学干预生活，剥夺作家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的权利，不许作家作人民的代言人，不仅是损害了文学，也损害了人民，损害了党。”(34)

事实上，周扬的报告表达了类似的态度。他说：近年来出现的“这些作品反映了林彪、‘四人帮’给人民生活上和心灵上所造成的巨大创伤，暴露了他们的滔天罪恶。决不能随便地指责它们是什么‘伤痕文学’、‘暴露文学’”。他说：“人民的伤痕和制造这种伤痕的反革命帮派体系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作家怎么可以掩盖和粉饰呢？”不过，他同时指出：“我们当然不赞成自然主义地去反映这些伤痕，由此散布消极的、萎靡的、虚无主义的思想和情绪。”“我们需要文艺的力量来帮助人民对过去的惨痛经历加深认识，愈合伤痕，吸取经验，使这类悲剧不致重演。”(35)

第四次文代会似乎达到了大团结的目的。大会选出由457人组成的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会，选举茅盾为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扬为主席。巴金、夏衍、傅钟、阳翰笙、谢冰心、贺绿汀、吴作人、林默涵、俞振飞、陶钝、康巴尔汗等11人为副主席。文联所属各协会分别选出新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36)。“文化大革命”前的文化官员重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同时吸收了反右派斗争等“文化大革命”前历次运动被打击的文坛名人。由于整人者与被整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时受难，许多人捐弃前嫌，握手言欢。这次大会，是周扬复出工作后与全国文艺界正式见面的一次。周扬不止一次地忏悔道歉。大会期间，周扬又去作协组会场，再一次向丁玲、艾青等作家诚恳道歉。他说：“你们所受的委屈和伤害，我的道歉，千句万句都无济于事，只不过表达一点我的内疚和不安。”周扬的忏悔姿态得到了许多人的谅解。诗人艾青赠给周扬两句话：“俱往矣，向前看。”老作家萧军称赞周扬“敢于剖析自己，是一条真正的汉子”。(37)人还是那些人，心境已大不相同。许多文化官员更愿做大家的朋友，而不是“警察”和“哨兵”(38)。11月16日晚，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举行招待茶话会，胡耀邦在会上讲话，他说：“历史将证明，这次文代大会是我们国家文艺战线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他在最后充满信心地预言：“一个人人都能够大显身手、大有作为的时代到来了！”(39)会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通知》，充分肯定三年文艺工作的成绩，明确指出文艺工作要坚决贯彻“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民主，坚持“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保证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自由。

然而，文艺界内部的个人恩怨和派别之争不可能一朝冰释，积怨不仅源于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甚至可以追溯到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和40年代延安文艺运动时期。在文艺应不应该为政治服务等重大理论政策问题上，在如何看待当前的文艺形势上，在对一些文艺现象和文艺作品的看法上仍然存在很多争议，甚至深刻的分歧。由于意见分歧，文艺界普遍关注的一个口号——“文艺为政治服务”终究没能用明确的语言给予否定。这个口号的最终否定在几个月后。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到文艺工作时，代表中央宣布：“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

如何处理有争议的作品

随着文艺界拨乱反正的逐步深入，文艺界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正在复活。反映“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悲惨故事，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大量出现。特别是在1979年出现了一些更具针对性的作品。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和新诗《将军，不能这样做》都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和广泛共鸣。这类作品还有白桦、彭宁的电影剧本《苦恋》、王靖的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沙叶新等的话剧剧本《假如我是真的》、李克威的电影剧本《女贼》、刘克的中篇小说《飞天》和徐明旭的中篇小说《调动》等。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写作于1979年夏。当时，上海发生过一起骗子冒充高于子弟招摇撞骗的事件，骗子归案后，其行径在民众中广为流传，并转化为社会上对干部阶层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的愤慨。沙叶新等以这一事件为创作触发点，写出这个社会讽刺剧。1979年8月，剧本在《戏剧艺术》和《上海戏剧》联合增刊上发表，同时进行多次内部排演，并在上海和北京举行“内部上演”。剧作者通过李小璋的行骗和被戳穿的过程，对干部中存在的特权现象予以无情的剖析和辛辣的嘲讽。王靖的《在社会的档案里》在《电影创作》1979年第10期发表。剧作者十分大胆、尖锐地把批判锋芒指向深藏于社会体制内的封建特权和官僚主义。(40)尽管剧作者有意把悲剧的背景设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但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现实。

伴随批判性作品出现的是争论再起。如果说，“伤痕文学”还在批判历史的话，那么，批判现实的作品则直接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人妖之间》发表后，受到读者高度的赞誉，“来信像雪片一样飞到编辑部”，但也有一些人切齿痛恨。张光年日记(9月6日)记载：“前天《解放军报》从《诗刊》转载了叶文福的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车上四位旅伴看了，都认为好”，但他预料“在军队干部中可能引起震动”(41)。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对话剧《假如我是真的》、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小说《飞天》等几件作品议论纷纷(42)。宣传部门为“一些低沉的、不健康的甚至有错误的作品”的出现“忧虑不安”，“有关部门提出禁止这些作品和刊物出版、发行、上演”。第四次文代会后，中宣部文艺局向胡耀邦作了汇报。胡耀邦的方针是采取柔性处理的办法。他在批示中“对文艺事业充满乐观和信心”，批评文艺局“不要焦急，如果急躁起来，就会犯错误”。他强调，对文艺界一些倾向性问题要疏导，要善于做思想工作，要开展正确的有说服力的文艺批评，反对简单地扣帽子、打棍子，光是禁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43)

第四次文代会闭幕之前，胡耀邦与周扬、朱穆之等商议，专门开一个座谈会，讨论文艺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和对几个作品的争议。这个剧本创作座谈会于1980年1月23日至2月13日在北京召开，历时22天。会议是受中宣部委托，以中国剧协、中国作协和中国影协名义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20人，包括在京的文艺单位和上海及部分省市代表，多为剧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编辑，列席者100余人。会议由周扬、夏衍、陈荒煤、张庚、贺敬之等组成领导小组。会议从讨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入手，联系到其他一些作品的得失，探讨当时有关文艺理论问题。据王慧敏回忆，会议之初，对立情绪是相当严重的。一些人相当紧张，心存抵触，有的准备挨整；有的打算见机行事，情况不妙就提前退席；一些人甚至因不同看法在会上发生了口角。社会上同时流传一些说法，如“中共某领导指名批评了五大毒草”，“某作家已经被捕”等等。然而，随着会议的进行，紧张气氛逐渐消除，因为主持者倡导“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自由讨论”。没有发生打棍子、扣帽子的情况，打算退席的不退席了，发生口角的人握手言和。周扬、夏衍、陈荒煤、张庚等领导小组成员都在大会发了言。对于《假如我是真的》的看法分歧也在缩小。多数人肯定作者敢于大胆触及时事，动机无可厚非，艺术上也有独到之处。但作品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对骗子充满同情，把干部的不正之风写成迫使骗子犯罪的主要原因；二是把被骗干部写成骗子的教唆犯。同时讨论了歌颂与暴露，真实性与现实主义问题，以及开展正确的文艺批评等问题。一方面指出，一些地方对文艺作品的责难是不适当的；另一方面批评一些作者和编辑听不得一点批评，把不同意见都看成“打棍子”，把党对文艺的领导统统叫做“横加干涉”、“竖加干涉”。(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