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之词与西湖毁墓风波-3

客观地说，西湖的毁墓拆碑，浙江省委是奉令执行，胡乔木无论如何算不上始作俑者。谈论这一事件把1964年作为横截面而不涉及1956年那一次，对胡乔木确实不太公允。当然，他的词作直接引发了第二次毁墓拆碑事件，则无可置疑也是难辞其咎的。对于这一历史事实，在他的传记中不仅无需回避也不必掩饰，还应当以尊重历史并对之负责的态度梳理清楚，给予公正而中肯的评断。

且不论水准高下，单就现实作用而言，《沁园春·杭州感事》是胡乔木的其他词作远远不能比拟的。正是这首词及其所提示的毛泽东对西湖边古墓太多极为不满的旧事，促使浙江省委的领导在1964年12月2日晚上，下令调集大批人力先在西湖孤山、西泠桥、白堤附近平毁古墓30座。次年1月中旬，又发动杭州市中心城区和近郊再度大规模清理坟墓、牌坊、佛像、华表、匾额等，到3月6日为期一个半月里，共计破拆牌坊55处、石刻7处，掘毁坟墓654座，包括28座迁葬。由此可见，《沁园春·杭州感事》的影响力确实不容小觑。

那么，胡乔木出于何种心态，要将《沁园春·杭州感事》告知或见示于浙江省委的几位领导，又专门向毛泽东报告相关情况呢？围绕着一首新填的旧体词，他的这些动作，无论怎样看待都不可谓小，显然有其政治上的考量。

“半个政治家”

胡乔木因患较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从1961年8月下旬开始向中央告假病休，到1964年底填词作诗时已有3年多。这期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发起批判了“单干风”、“翻案风”；全国范围逐渐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包括城乡“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和农村“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及后来的“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俗称“九评”的重要理论文章，同苏共中央展开大论战，争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传承地位；军队兴起大学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归纳总结出一系列学习方法；文艺舞台上提倡大写“十三年”的现代戏，“京剧革命”初露锋芒……所有这些，正在迅速地构成一种新的政治生态。胡乔木曾多年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对高层的思想分歧、路线斗争非常了解，对政治气候的变化自然也十分敏感。这时以新意填旧词并向工于诗词的毛泽东求教，不仅使他恢复了与毛泽东的联系，而且明确地表现出紧跟其战略步伐的意向。通过这首词作及其相关行动，包括给毛泽东的信函和此前对浙江省委领导的明示，胡乔木充分展示了继续追随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立场，也成功地显现他开始以实际行动参与文化战线的这场革命，等于曲折地表明他在思想上已经做好了从病榻回到工作岗位亦即政治舞台的准备。

不过，毛泽东却在此时重用了另一位政治秘书陈伯达，拔擢了层级较低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和关锋等人，而没有启用胡乔木这位曾经得心应手的秘书——这显然是有原因的。胡乔木在1956年9月底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后，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向他交办一些工作，有的毛泽东不知道，过了一段时间才听胡讲起，很感惊讶且不悦；有的是交办的领导人因时过境迁，觉得没有必要告知毛泽东，而胡过后却报告了，自然引来不满。前者，如陈云副主席在八届六中全会结束时建议不要把“跃进指标”的具体数字写进公报，三个多月后毛泽东严厉地批评胡乔木：“为什么不跟我说！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话你有什么权力不报告？”而后者，如刘少奇副主席1961年5月得知胡乔木对毛泽东讲了庐山会议期间刘曾要胡起草反左文件一事，很不高兴地在会上批评了一通。这类事情于夹在中间的胡乔木，本来是左右为难，受批评又感委屈；而在毛那里，则会减少对他的信任，甚至担心胡的政治倾向和立场。

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回忆父亲，认为他就是对领袖、对党一片忠诚。“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父亲说了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时候，他也不好太反对，毕竟父亲只是个秘书……所以主席对父亲的评价很对，说他虽然正直、正派，但是不太懂政治。主席说‘你跟了我这么多年，还只能算是半个政治家’”。（见刘畅《“主席著作绝不是父亲代笔”》，载2011年9月8日《环球人物》杂志第158期）“不太懂政治”的胡乔木，此时只能被边缘化了。

同时，江青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酝酿、策划和启动，将从幕后走到台前，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她与胡乔木的关系并不融洽。建国初期，胡乔木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时，江青是文艺处副处长，但胡乔木又是毛泽东的秘书，而江青却是毛泽东的夫人。处于这种微妙的关系之间，胡乔木却对江青坚持原则，公事公办，有可能得罪了她而不知觉。1966年7月，在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厉声对胡乔木说：“你的诗词主席费心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工作。” “文革”开始后，胡乔木就遭受批斗、抄家，甚至一度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这在胡乔木来说，真有点“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况味。不过，也正因此，却使得他后来的人生结局远比那几个政治文人好得多。

经历“文革”之后，晚年的胡乔木也有自省和反思。他在1989年致黄裳的信中谈到对迁墓拆碑“何以善其后”的问题，并说“提出一些较为可行的建议还是有好处的”，正透露出他就昔年过失感到些许歉疚并希望有所弥补的心态。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