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民族政策看毛泽东对伊斯兰教的认识
毛泽东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可以通过他的民族政策思想反映出来。
中国工农红军在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特别在路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反对伤害回、番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感情,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是党中央对全体红军官兵的要求。正是广大红军战士尊重穆斯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才赢得了信教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理解和支持。长征结束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1936年5月25日),宣言中说:“我们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这一方针政策,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结束后,为了组建新政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毛泽东在讨论统战工作相关问题时指出:“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在如何对待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问题上,毛泽东一再强调:不论阶级,不论部落,不论土司、头人、活佛、喇嘛,不论夷马模(伊玛目)阿訇,不论是什么军队,不论什么派别,不论什么宗教民族,都可以联合共同奋斗。
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毛泽东提出:“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和歧视。”毛泽东还指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实现了。”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十个之多,尊重穆斯林的信仰和生活习俗,就打通了理解和交往的渠道,就得到了广大信教群众的支持。毛泽东在战争年代的民族思想和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为共和国建立之后全面实行民族宗教政策奠定了基础。
(三)毛泽东对基督宗教的认识
总体上看,毛泽东对基督宗教的研究焦点不是哲学、神学、历史,而是这一宗教信仰传入中国之后的各种表现,这一点与他关于佛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差异。在毛泽东看来,基督宗教(主要是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之后充当了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工具,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帝国主义列强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对策。传教、办医院、办学院、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针对近代基督宗教传入中国,其中实力最强、影响最大是美国教会的事实,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1949年8月30日)一文中抨击了美国教会的文化事业:“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用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
1950年,中国教会开展了三自(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在此形势下,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于是,与帝国主义多有联系的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和教会慈善机构由政府接管,外国教会势力被驱逐出境。
虽然近代基督宗教各派进入中国伴随着殖民侵略,但中西文化的冲突和碰撞中仍有许多爱国的基督徒同情、支持甚至参加了民族解放事业,如美国圣公会鄂湘教区基督徒支持和参加了辛亥革命;基督教青年会也曾多次掩护过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并参加了抗日斗争和反对独裁内战的民主斗争;在解放区,一些宗教界人士也能积极追随共产党的主张,参加民主政权建设,并做出过重要贡献。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指出:“信宗教不等于不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信仰上的差别成为比较次要的矛盾,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则是一致的,这就是祖国富强,人民富裕,所以毛泽东说:一部分唯心主义者虽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但是“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共产党与宗教界完全可能求同存异,结成政治行动上的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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