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如何管理党团组织-2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国民党中央有关部门制订庞大的民众训练计划。此时国民党虽成为执政党，但对民众组织除了公开的党政指导监管外，仍强调党员组成秘密党团在团体内部发挥作用，将党团的运用规定得更为细密。1928年，中央训练部制定《中国国民党党团党员训练实施纲领》，⑧注明为“本党党员训练必备秘本”，该文件如此定义党团的意义和作用：(1)扩大党的势力，使非党团体接受并实行党的主张；(2)指挥并监督非党团体的活动；(3)从非党团体中吸收革命的同志；(4)防止反动势力在非党团体中的滋长；(5)在敌对的非党团体中施行破坏的工作。此五项内容，除保证民众团体的充分“党化”之外，强调防止“反动势力”的滋长，破坏“敌对团体”的工作，敌、我、友划分清晰。这成为此后国民党党团工作的一贯方针。

根据这一“训练实施纲领”，党团的设置范围大为扩展。《国民党总章》规定在秘密、公开或半公开之非党团体内设置党团，列举对象包括工会、俱乐部、会社、商会、学校、市议会、县议会、省议会、国议会，而《中国国民党党团党员训练实施纲领》列举的对象则包括农人、工人、商人、学生团体，学术、宗教和教育团体，妇女团体，政、军、警各机关，俱乐部，医院及一切慈善和卫生机关，律师、会计师、工程师、著作人、新闻记者等公会，群众大会，各种会议，议会，海外华侨团体，国际团体及其他。除党组织自身外，无论军政学、农工商、国内外、常设临时，均置于“党团”的天罗地网中。

尽管直到1928年，国民党中央领导民众训练的部门仍试图在原来的轨道上继续推动民众运动，但事实上，在“清党”之后的独特政治生态中，民众运动基本停摆，党团活动也“无形停止”。陈立夫将党团活动的停止归因于“在清党时，我们的党团公开攻击共党党团，在打倒他们之后，我们的党团也就愈趋公开了”。⑨党团暴露，或许是党团活动停止的原因之一，但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执政后，与民众团体的关系面临重大调整。

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对《中国国民党总章》进行再次修改，取消“党团”章，只在第二章“党部组织”加了一条关于党团的条文：“第十四条：本党在不能公开或半公开地方，于必要时得组织党团，其组织法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之。”⑩此规定只允许党团设于“不能公开或半公开地方”，且须“必要”。不久，国民党中组部提出，海外党部“未公开或半公开者所在多有”，纷请制定党团组织章程，而之前的《党团组织通则》“合之现在情形，不无扞格”，向中央常务委员会请示办法。国民党中常会第50次会议决议，废止《党团组织通则》。(11)不过这并不等于党团制度的废止，党团组织和活动虽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有过中断，但中断时间并不长。

1931年9月，蒋介石设在南昌的“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党政委员会曾上呈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份《中国国民党剿匪区域党团组织方案》，(12)规定党团组织“应于非党团体中以秘密活动扩大党的势力，集中党的力量，领导各界民众协助剿赤军事与地方善后之办理”，指向性明确。同时规定“各级党政委员会经调查所属之非党团体内有本党忠实党员五人以上者，须组织党团，其不及五人而认为确有组织党团之必要时，得指定具有该团体相当资格之党员加入其团体，以便组织党团，指挥其活动”，“各级党团设书记一人，由各该党政委员会指派之，但须得该党团大多数党员之承认”，党团书记可视情况获得部分或全部生活费补助。党团领导下的民众，在以下诸方面对党政军的“剿赤”工作予以协助：(1)组织输送队，担任军队输送等工作；(2)组织向导队，担任引导路线及传递消息等工作；(3)组织慰劳队，慰劳受伤官兵，激发士气；(4)组织宣传队，扩大反赤宣传；(5)组织侦探队，侦探匪情；(6)其他剿赤清乡善后等工作。

1932年8月，国民党中央对海员、铁路、邮务等“特种工会”的运用加以规范，内容分三部分，一“组织及指导”，二“训练之实施”，三“党团之运用”，强调“党团之运用尤属重要，各级团体内应以党团为核心而领导其活动，庶党的主义政策命令透过民众，使民众与党打成一片，而树立本党领导民众、完成国民革命之基础”。特种工会中的秘密党团承担下列任务：(1)扩大国民党在各特种工会中的组织；(2)将国民党的一切政策命令渗透到工人中，使工人与国民党打成一片；(3)防止其他一切政治团体在工人团体内活动；(4)在无形中领导并监督工人的活动与思想的倾向，并把握其中心分子；(5)在工人团体内取得重要职务，作为活动的中心；(6)吸收工人团体内的优秀分子；(7)随时将工人团体内各种情形及活动情形报告中央。(13)

上述两个方案中，党团的强势作为并不异于1928年的“党团党员训练实施纲领”，只是实施对象较为特别，一为“剿匪区域”，一为“特种工会”，可以视为“于必要时组织党团”原则的落实。但不久，国民党对党团重新作了整体性规定，再次将党团设置普遍化。

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备案的《人民团体中党员组织工作通则》，对人民团体中的秘密党组织进行了统一规范，规定通过选举或者指定的方式产生党员核心“干事会”，领导团体内党员“实行党的运用”。干事会的产生方式是：各人民团体中的会员如有1/5以上为党员时，当地最高党部应将该团体中的全体党员秘密召集开会，选举3—5人组织干事会，负责指导其隶属团体中党员的活动，并由党部指定其中1人为书记；各人民团体会员中党员不满1/5时，当地最高党部应指定党员3—5人组织干事会，并指定其中1人为书记，主持该团体中党员的活动。若人民团体中没有国民党党员，当地最高党部应设法介绍该团体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或设法使该团体的负责人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干事会以不用名称为原则，必要时经当地最高党部之核准，得用各种可以公开的名称，如学术研究团体或俱乐部等。干事和书记为义务职。干事会的职务为：“(1)计划及指挥所属团体中党员之活动；(2)宣传本党之主义及政策；(3)吸收优秀分子加入本党；(4)侦察并制止反动分子之活动；(5)执行当地最高党部所指定之工作。”干事会至少每两星期开会一次，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会，每月应将工作情形向当地最高党部报告一次；当地最高党部应依据上级党部所指示的方针，随时召集各人民团体中的干事及书记，指导其工作，并将其工作情形每月向上级党部报告一次。各人民团体中的党员对党部和干事会的决议及指导，须绝对服从，并严守秘密，如有泄漏或违背情事，一经查明，即由干事会呈请当地最高党部加以违反纪律之处分。(14)

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关于组织工作的决议中，有“扩展关于各种社会事业之党的基本组织及尽量发展党员组织能力”的指示，“盖即所以发展党的运用于人民团体。本此原则，指示各地党部，除尽力推行社会事业外，并应指导人民团体中之党员，在其隶属团体之中秘密组织干事会，推动人民团体工作，以实现党的主义政纲；并从人民实际生活中以训练民众，建立党的信仰，实行党的作用”。(15)

国民党中央在1932年时显然已决定全面恢复党团的组织和活动，虽然上述文件中有的并未出现“党团”字样，但无疑干事会领导下的国民党秘密组织的活动方式与作用和“党团”完全一致，而且“党团”不久即再次频繁出现于有关民众团体的文件中，抗战前相关法规政策亦多有组织党团、干事会，以“实行党的运用”的规定。(16)

1940年，社会部由中央委员会直属改隶行政院，国民党对民众团体的指导由直接变为间接，党部不再有召集人民团体开会及训示之权，在民众团体内部起作用的党团遂更被着力强调。国民党中央认为，“自社会部改隶行政院主管民众组训以后，本党对于人民团体之关系，更有赖于党团之运用”。(17)希望今后各地党员在一般民众团体中，均应服从党团指导，发挥党的力量，贯彻党的主张，以达成团结民众，协助政府，推行法令之任务。国民党中组部在关于加强文化团体党组织及其活动的提案中指出：“今后为确立本党对人民团体的领导权，尤应运用党团作用，加强本党在人民团体内的组织与活动，一面以党的力量促进人民团体之发展与健全，一面使各种人民团体如众星之拱北辰，咸成为拥护本党实行主义之坚强的组织”，因此，“各种人民团体一律由所在地党部指导，其中党员组织党团，其尚无党员者，亦应多方访察其优秀分子，介绍入党，组织党团，以建立本党的领导权。党团负责人应督同所属党员，经常提携扶助非党员之优秀分子，并吸收其入党，以巩固本党的领导权”。(18)蒋介石甚至将党小组和党团是否健全作为考核党部成绩优劣的标准：“各级党部成绩之优劣，应以所属小组与党团是否确实编组，及其数量与质量如何为标准，考核工作必须切实执行”，中组部根据这一指示制订了工作计划，通饬各级党部在人民团体内建立党团组织，加强活动，并按月具报所属党团活动情形。为统一报告内容，便于考核，特制定各级党部党团工作月报表、党团成立报告表、党团所属党员团员名册，及人民团体概况表格各一种，颁发各级党部依式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