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如何管理党团组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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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关于人民团体内党员组织与活动指导事宜，由中组部成立党团指导委员会接管。中组部即拟具党团指导委员会组织规程，并指定委员组织成立，旋即依据五届八次全会通过的《加强人民团体内党的组织与活动案》决议，修订《中国国民党党团组织及活动通则》，督饬各级党部遵照办理，并将原设之民运小组，一律撤销。十次全会复将原来直属中央的全国性文化团体党团指导委员会撤销，关于各该团体党团之指导事宜，并归中组部党团指导委员会统一办理，据称“自兹以后，党团组织逐渐加强”。(20)

自1924年改组始，除1927—1930年短暂停顿外(其中1927—1928年，中央主管部门在理论上仍承认并试图扩大党团)，大陆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一直存在党团秘密组织，1940年领导民众组织的主管部门(社会部)改隶行政院之后，党团作用被进一步强调。就党团的组织形态而言，无论其与党部的从属关系，其秘密活动的方式，还是其巩固自身、拉拢中立、打击对手的工作作风，均一脉相承。

二、党团的实际运作

国民党“一大”后，党团相继建立，尤其在青年团体、学生团体中设置较多，在军队中也多有设立。

知识青年是国民革命的主导力量，青年学生又是知识青年的主体，因此，在学校和学生会中组织党团格外受到关注。1925年4月7日，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通告各学校党团主席，称因广州学生联合会改选在即，“希尅日招集贵校党团同志开预备选举讨论会，一致选举本党同志为要”。(21)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党团曾致函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该校党团于1925年11月19日到期改选，选出邹卓然等9人，请中执会备案，中执会令青年部核查。(22)一个中学的党团改选，需要上报中执委备案，可见党团的重要。(23)广州岭南大学学生党团的会议记录，透露了党团的活动情形。1925年11月30日，该校学生党团在岭南招待所开会，形成两个决议案：(1)预备于区分部开会时推选时任该校党团主席的周国杰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初选代表；(2)每周于星期一下午五时一刻开会。(24)不久之后的12月10日下午五时，该校党员李宝同、廖梦醒、林柏生等10人开会(另有3人缺席)，先由林柏生解释党团组织法并陈说岭大学生党员有组织党团的必要：(1)招徕党员；(2)扩充势力；(3)宣传主义；(4)一致协助任职同志，使有后盾。再讨论组织问题，与会者一致同意“组织伊始不必复杂严密，只置主席秘书各一人即可”；“暂时可不必有章程，以免有形式之嫌，且人数太多，办事无事(原文如此)亦不必多所制限”；“关于党团名义，严守秘密，但其活动及个人活动可任使公开”。接着，进行职员选举，选李宝国为主席，廖梦醒为秘书。然后，会议讨论了工作分配问题、校内演讲问题、工界宣传问题、校内出版物问题，并一一指定负责人。最后确定费用分担原则。(25)该校学生党团的组织与党章的规定吻合，同时在组织构成、是否设置章程，以及具体活动方面有相当的机动性。

在对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控制权的争夺中，党团的运作得到国民党重视。1926年7月23—31日，全国学联总会移至广州召开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有学者指出，这次代表大会的特色，首先即在于系由国民政府及国民党补助经费、由青年部策划安排。出席代表54人，其中国民党党员42人。会前国民党即组织包括28位代表的党团，设立“党团干事会”，连续数次开会，决定会议人事安排，要求举凡“党内同志”提案，须先经青年部审查，再由党团干事会通过并提出。学总第八届代表大会后，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为确实掌握学总及学运动向，特别提出“全国学联总会工作计划案”，资助学总，津贴学总干部，以透过学总，达成学运之“党化”，亦即“以党团之组织，为有系统的联络，而间接受国民党之领导；使学生运动有了相当之统一计划，然后注意由学生团体去领导民众，而使民众革命化”。(26)

为掌握各校学生会领导权，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会同组织部制定《学生会党团组织条例》，并派专人到上海调查和指导全国学总会活动。青年部指示派往上海领导全国学总会工作的赵文涛，“会同学总会在上海各校学生会，从速进行党团组织，并会同上海特别市党部青年部选派党团干事；务使各校学生会直接受学总会之指挥，间接则受本党之领导，而成为有系统之组织，然后团结各校学生会党团，一致应付学校当局，虽有各大学同志会之障碍，亦难撼动我青年联合战线于万一”。并让赵“特别注意”：“对于各校学生会或各地学联会之运动策略，务须使其无形中党化，务须组织强有力之党团为各该学生会之中坚，绝对不许党员在该校内有个人行动，以免为各该校当局所厄，而使本党青年运动之策略上生一线破裂。”党团须以团体的力量行动，各学生会党团须与学总会党团“一气相通”，各地学联会党团“务求统一联络”并且“务使与各地党部发生密切的关系”，使各地学联会“在表面上虽代表全国学总会宣传，在里面实为本党而努力”。(27)1926年，青年部制定《青年团体党团组织通则》，重申党团活动方法和纪律，规范党团行动，严格要求党团须谋定而动，行动一致，严守秘密，违反纪律将受到党部处罚。(28)

以上情况表明，国共合作时期学校和学生团体中的国民党党团，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不但有严格的组织条例和惩罚措施，其设置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29)

国民党一大党章列举的须设置党团的“秘密、公开或半公开之非党团体”，并未包括军队，但在国民革命时期，军队组织党团的情形似较为普遍。如“中央直辖山陕讨贼军党团最高干部执行委员会”主席路孝忱函报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组织党团情形，并要求颁发党团图记，文曰“中国国民党山陕军党团最高干部执行委员会印”。(30)与此类似，中央执行委员会曾颁发“滇军党团最高干部执行委员会”木质印信一颗，文曰“中国国民党滇军党团最高干部执行委员会印”；(31)颁发“湘军党团最高干部临时执行委员会”木质印信一颗，文曰“中国国民党建国湘军党团最高干部临时执行委员会印”。(32)

工人农民数量庞大，结构散漫，组织党团在技术上面临较多困难，但此时在工人团体中设置党团的文件亦见诸档案。相关文件规定，工人党团的活动受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人部直接指挥，其组织单位为小组(如铁路的小站、工厂工人的工作部门或班组、自由工人为俱乐部及寄宿舍、手工艺工人为工作店或寄宿舍等)，每小组内设置一名干部，若小组数目过多，须设置若干总干部。(33)虽有此类规定，但实际设置恐怕较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