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如何管理党团组织-4

此一时期，党团角色有时比较膨胀。1924年，广州各区党部全权代表会建议组织“党团军”，并制定《组织国民党党团军简章》，声称“以巩固后方为宗旨”，计划先由广州市着手组织，然后推行各属，经费由全体党员负担，枪械由政府发给或由党员筹款备价向政府请领，“总团部直接受大总理节制管辖”，下设联团、团、分团、小团，层层节制管辖。(34)中央秘书处答以“本党已在黄埔成立党军，无另设党团军之必要”。(35)1926年，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党团致函中央执行委员会，询问其“有无指挥省立第一中学校行政之权，换言之，即敝党团能否指挥其活动区域之行政”。中央青年部复函指出“党团之性质，系在公开团体中作秘密之活动”，而“学校行政，系学校自身之组织，自有所属机关(如一中之于教育厅)指挥监督，毋庸党团搀越”。回函还提及，党团“因地位与需求不同，须分别组织，方能收效。如职教员须于教育会及教职员联合会或校长联合会中组织党团，学生须于校内校外之学生会中组织党团。该校党团未经分别组织，故一切活动，皆无依据，应即来部就商，以便指导”。(36)否定了学生党团将权力扩展到行政的意向，并指出其自身组织上的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党团设置范围与前期相比有较大变化。1928年中央训练部制定的《中国国民党党团党员训练实施纲领》将党团设置范围扩大到极致，但这一文件不久即被废止，其规定未被执行，此一时期党团的设置范围基本限于“人民团体”和“民意机构”。

此时学校和军队一般不设置党团。如前所述，青年学生组织和军队是国共合作时期党团活动的主要领域，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中央对于学校和军队的党组织活动持消极甚至反对态度。抗战前国民党基本上没有在学校建立基层党组织。全国大学和专科学校中，可能只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等少数几所学校设有区党部，一般院校未见设立。战前大学师生加入国民党者为数不多。国民党在大学普设党部，是抗战时期的事，尤其是朱家骅长主组织部时期(1939年11月至1944年5月)，曾把党务推进校园作为中央组织部的一项重要举措。(37)军队党务工作在国民党“清党”之后实际上无法开展，1935年12月，军队各级党部被撤销，1939年3月虽恢复各级军队党部，官兵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但正如论者所言，此恐怕“与全体不入没有太大差别”。(38)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复撤销学校党部和军队党部。

学校和军队党部组织的状况如此，由党部策动和领导的党团自然更不可能大肆组织和活动。事实上，即使在重新建立学校党部和军队党部时期，对秘密的党团组织仍有限制。1939年，社会部指示外派视察员如何组织学校党团：“凡各地未组织区分部之学校，该管省党部如已有计划尽速完成区分部者，即以团体方式从事活动，不必组织党团，但学生分子过于复杂，仍需组织党团，以资肆应，并须与各地省党部妥商办理。”如此，则组织党团为特例，在“学生分子过于复杂”的情况下才适用。(39)1941年又作了类似的指示：

……为此特规定凡学校内党员已达额定人数者，应即筹设区党分部，不必成立学校党团，其原有设有党团者，于区党分部成立后，应即取消，至各校教授会学生自治会及其他员生团体党团，应由学校区党分部根据实际需要，自行策动组织，并即由各该学校区党部主管，俾使就近指导，业经通函各省市党部查照办理。(40)

显然，是将建立公开的党部组织作为工作重心。同年，中央对“党团组织及活动通则”加以修正，对党团活动的范围加以限制：“党员团员在党务机关、三民主义青年团各级团队、军事学校、部队及其他经中央指定不许有党团之组织与活动之机关团体学校内不得有党团之组织与活动。中央执行委员会得依事实需要直接组织或解散或转令各级党部组织或解散任何机关团体学校内之党团，并得将省以下党部主管之党团改归中央主管，县市党部主管之党团改归省主管。”(41)国民党上层对在学生中运用秘密组织、让学生从事特务活动抱持戒备和反对态度。(42)但若学生组织跨校大规模活动，则希望通过党团加以控制。如“九一八”之后，上海各界抗日运动如火如荼，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以“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其出席代表，各有背景，派别纷歧，明争暗斗，非常剧烈，该会为谋本党同志取得该会领导权起见，特派员前往指导代表中之本党同志，组织党团，统一其意志，集中其力量，指示其方法，俾能应付反动分子”。(43)

至于军队，恢复党部活动期间军人既集体入党，从常理推论，没有进行党团活动的必要。

在限制学校和军队党团活动的同时，“人民团体”内的党团组织被反复强调，除一般规定外，还常单独指令某类团体的党团组织。1939年，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商同中央宣传部，拟定《全国文化团体党团指导委员会组织条例》并提出委员人选：主任委员张道藩，副主任委员贺衷寒、潘公展，以“加强本党之领导”，蒋介石批准这一呈文。(44)妇运方面，“省市妇女运动委员会各委员负有推动当地妇女(运动)之责，对外以个人名义行动，对内则是党团行动，一切须受党的支配与指导”。(45)地方性民众团体中也强调党团作用。广东省党部制定的《调整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办法》，将“组织党团”作为“领导之加强”的重要内容：“在抗先总队中组织本党党团，于本届代表大会前成立，积极活动，务期在将来代表大会中取得决定性权力，在总队部下届职员中占得五分三席位，以后一切活动确切把握党的领导权。”(46)具体规定了党团的工作目标。

抗战时期，国民党上层特别强调在“民意机关”中设置党团。此时国民参政会和各省市临时参议会、县参议会相继成立，在“抗战建国”的大旗下，聚集了各党各派的知名人士和各界精英，显然，不可能用强硬手段逼迫他们贯彻国民党的意志，党团遂作为掌控“民意机关”的重要手段得到重视。1939年，重庆市临时参议会成立，“该会党团亟待组织”，社会部“除已密函中央组织部调查参议员中党员党籍外，并拟由中央委派洪兰友、李中襄、许孝炎三同志为该会党团指导员，俾策进行”。(47)中组部在答复广西省党部关于党团的三点疑义时指出：“……至各人民团体及民意机关，则应一律组织党团……如仅有团员而无党员，则应先策动团员参加，或吸收其中优秀分子入党，然后组织党团。”“各民意机关及各种人民团体中党员人数在五人以上者，亦应成立党团，不设区党分部。”(48)至1942年，“在民意机关方面，除国民参政会已组有党团，并由中央直接派员指导外，川、康……渝等十五省市之临时参议会已经成立党团，由各该省市党部予以指导。至其他省市或因省参议员均具有党籍，或因省参议会尚未成立，故均无党团组织。又凡成立县参议会之县分，均已饬由其所隶属之省党部转饬组织党团领导活动”。(49)

战后“制宪国大”召开之前，国民党中央仿照《国民参政会党团组织办法》，特别制定《国民大会党团组织办法》，对该会党团组织及活动作了详细规定：由中央常务委员会推选9—15人组织党团指导委员会，该委员会须“经总裁核定任命组织之”，“承总裁及常务委员会之命指导党团活动事宜”；党团指导委员会之下组织党团干事会，党团干事一部分由党员互推产生，其构成为：区域及职业方面31人(每一省市1人)，自由职业团体方面6人(每一职业团体1人)，特种选举方面25人(东北12省市各1人，西藏蒙古各1人，在外侨民5人，军队3人，妇女3人)；另一部分为担任国民大会各分组委员会召集人的国民党党员，以及由中央指定的党团干事若干人(不超过由互推产生的党团干事的1/2)。党团干事会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组织部部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为召集人。党团干事会设书记一人，助理书记若干人，由召集人商定后呈请中央指派。干事会下设总务组、研究组、情报组，由书记提请召集人核准后由中央指派，各组工作人员由书记商请有关机关调用。党团干事会的任务如下：“(1)传达命令；(2)决定党团活动办法；(3)分配所属党员工作；(4)确保所属党员意志之统一与步骤之一致；(5)联络友党代表；(6)争取同情本党之代表；(7)调查各方活动情况。”国民大会党团下设宪法草案专门委员会和设计委员会，前者由中央指定专家若干人(不限定代表)担任，“专门研究各党派对于宪法草案之意见，及本党应采取之对策，供指导委员会抉择，交党团干事会执行”；后者“由中央指定熟谙党派情形、富有会议斗争(原文如此)经验之同志(不限定代表)担任之，专门研究在国民大会中可能发生一切问题之分析与策划，供指导委员会抉择，交党团干事会执行。”国民大会党团干事会所属党员须切实执行命令，绝对保守秘密；为党服务任劳怨；牺牲小我，服从决议；捐弃成见，共同奋斗。否则将报请中央议处。(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