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如何管理党团组织-5

以上内容足见国民大会党团干事会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可以肯定，战时及战后，“民意机关”已经成为国民党党团活动的重心之一。“党团运用”甚至成为推举地方参议员的理由。1943年，组织部长朱家骅致函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转达西康省党部提出的该省参议员改选“特别希望圈定之名单”5人：高上佑、胡慕先、伍磷、麻倾翁、万胜蛟，请孔“察夺圈定”，以“便利今后党团运用”。(51)1946年浙江省参议会选举时未按上级意图选举该省党部原主任委员罗霞天为议长，现任主委张强胜出，事后有党员上告朱家骅，指责张违反党纪破坏组织，事实有二，一为“不遵从总裁及陈部长之指示”，二为“不召开党团会议”，即一面“高唱党内民主口号，又恐党团会议于己不利，故不惜破坏党团组织通则之规定，将总裁命令不交党团执行，又不督促召开会议”。(52)则不仅对其他党派运用党团，即使党内竞争，也须通过党团统一意志。国民党迁台之后，国民大会中的党团活动正规且经常，虽内涵已发生重大改变，但恐怕是倡行数十年的党团活动之最有形有质者，对此笔者拟另文详论。

国民党对民众团体和民意机构中的秘密组织三致意焉，将之视作贯彻落实党的意志的保证，但对其成效并不乐观。

国民党高层对党团作用的评价并不高。长期在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陈立夫说：“我们的党团并没有发挥多少作用，那时中央组织部派出一些老而无活动能力的纯国民党党员在群众组织中工作，这些老党员当然没有办法与年轻而活跃的共产党员对抗。”(53)他说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情形。国民党设置党团并非学共产党而来，但国民党党团难敌共产党党团，确是实情。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并无其他党派的公开有力竞争，对党团组织又极为强调，结果却仍难如意。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对民众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经常自责，主管部门亦不时对之作出负面评价，如社会部曾指出因“党务技术”未受重视，“以致党的力量，无由充分表现，尤以对于党团活动及沦陷区域工作之推进未能因地因人因事制宜，利用各种机会，深植党的基础，殊为可惜”。(54)1947年，蒋介石在党团(三青团)合并时对国民党和三青团工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中涉及党和团没有群众基础，对基层不发生作用等问题。他说：“我们的力量完全流于表面形式，而实际的内容，则是虚空到了极点。我们党和团没有基层组织，没有新生的细胞，党员和团员在群众间社会上发生不了作用，整个党的生存，差不多完全寄托在有形的武力之上，这是我们真正的危机，也是我唯一的忧虑！”(55)蒋此处所说的“党和团”是国民党和三青团，非“党团”，但对党团的批评自然也包括在内，因为党团从事的就是基层工作，或者说，党主要是通过党团来实施对民众团体领导的，党团是党在“群众间社会上”发生作用的组织化渠道。没有基层组织，党团员在群众中不能发挥作用，正反映了党团的无效和无力。

但如果从数量上看，南京国民政府后期党团组织有显著的增长。《人民团体中党员组织工作通则》于1933年1月26日颁发各省市及铁路党部后，据四届四中全会(1934年1月)组织报告，“各地党部均已着手实施。凡各重要城市及铁路沿线之人民团体中，均已先后成立干事会，或其他核心组织，以资运用。其工作成绩最著者，为工人教育、合作事业，及吸收优秀分子等项”。(56)不过直到1940年前后，党团数量仍有限，尤其是在远离“重要城市及铁路沿线”的地方。如1939年，贵州全省仅有党团16个，此外，经中央社会部批准、用以代替党团作用的“民运小组”有30个，此时该省共有人民团体1841个，党团和民运小组相加，仅占民众团体数量的2.5％。(57)次年民众组织的归口管理机构社会部由国民党中央改隶行政院之后，国民党对民众组织和民众运动的领导更为间接，党团的作用也更为强调，即便如此，党团在人民团体内的设置并不普遍。据《中央党务公报》的数字，到1941年9月底止，各省各系统人民团体数量共25341个，党团总数为1220个。(58)党团数只占人民团体数的4.8％。不过，此后党团组织呈爆发式增长。兹将1941—1948年的党团数量及相应年份的人民团体数量对照列为下表，据此，党团占人民团体的比例，1942年后逐年提高，1945年已超过20％。

资料来源：人民团体数来源于社会部编印：《人民团体统计》(1946)，第1页；党团数来源于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册，第457、476、513、533、26、573、583、591、543页。

说明：(1)此两数原文为6585和6651，但根据文中叙述，六届一中全会后增加地方性党团585个，与前栏累计，得出表中数字。

(2)原数为11125个，将文中列举原有数和新增数相加，应为11124个。

(3)1946年的党团数有1月和12月两个统计数，且差别很大，在计算党团占比时取12月数，因其与人民团体数统计时间较接近。

总之，从党团的活动范围看，国民革命时期主要分布于学生团体，军队中也不鲜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则主要设置于群众团体，抗战胜利前后尤重视在各级民意机构中加强党团活动。这一活动场域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众运动方针政策的“建设”性质，与“训政时期”的施政目标相符。没有证据表明党团在实际上起过重要作用，不过从数量上看，到1946年年底，党团数已占团体数的1/5强，而此后党团数量还有大幅度提升。

三、党团的活动方式

在大陆时期(以及迁台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国民党党团始终采取秘密活动方式。国民党一大党章规定：“党团在所在活动之团体内，须有一致及严密之组织，各种意见可在党团秘密会议中发表；但对外须有一致之意见行动。如违反时，即作为违反党之纪律，须受党之处分。”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按理说，可以名正言顺地公开推行本党主张，实施本党政策，不再需要通过秘密途径与中共或其他势力争夺民众运动领导权，不再存在组织秘密党团的必要性，但实际上，党团的秘密性始终保持。凡是涉及党团组织和活动的文件，均为秘密资料；而所有相关文件均规定，党团组织和活动属于秘密。

那么，党团是如何进行秘密活动的？国民党何以以执政党之尊而对民众组织采取秘密管控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