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如何管理党团组织-7

(三)怎样取得民众团体中的重要职务：选举结束之后，当选者的职务分配问题随之而来。如果当选人都是党团成员，当然最为理想，不然，就要首先搞明白哪个职务是最重要的，哪个职务是次重要的，哪个职务是无关紧要的，争取担任最重要的职务，放弃那些不重要或只有虚名的职务，或以此交换较重要职务。

(四)怎样破坏会场中的“反动势力”：党团对于即将召开的会议，要先进行力量预测，如果预计是“敌人”占优势，或者自己尚无充分的预备，没有操胜的把握，那么，首先要积极设法使这个会开不成，从各方面宣传这个会是别有用心的，是不利于会众的，使与这个会议没有大关系的人不到会，达到流会的目的。如果阻止不了，那么，只能采取捣乱的办法。捣乱会场分扰乱会场秩序和延捱时间两种。

(1)扰乱会场秩序：党团成员座位宜分散，但主席台附近及座位末行，应当多有几个人，以便前呼后应；凡“敌人”提案有破绽，即群起攻击不止；对“敌人”攻击，有时不妨用强横和无理智的行动与口吻；有可乘之机时，可以站起喊打或发出类似吵闹的声音；在双方互相攻击之时，一部分党团成员可趁机率领会众退席，致使会议达不到法定人数，以为否认该会之张本。

(2)延捱时间：坚持采主席团制(因为主席团制推举较费时)；对于主席或主席团人选要坚持不休，总以选不出为目的；不得已时，可推脑筋不灵的人做主席或主席团；故意提出无关开会主旨，或无关重要之提案；设法打消“敌人”提出的提案；要使每一提案不容易表决；在每一提案未表决之前，党团成员要多发言，发言的时间又要长。

(五)怎样设立机关和团体。党团应积极设置秘密机关和公开团体。设立机关原则：设立的机关，表面要似慈善性质或似私人的企业；机关名称不要新奇；要出入的人较多；要交通便捷。设立团体办法：党团成员以私人名义发起，或一个团体中的党员以团体名义发起；有党员的团体，应极力拉没有党员的团体加入或发起；凡联合团体(如上海反日暴行会)设立前，发起团体要多发通知给当地或外地的团体，请他们加入；在联合团体成立前，党团成员要事先组织两个以上基本团体；各团体中的党团成员，要不避艰苦，努力工作，藉以博得其他团体的信任，取得该联合团体的领导权。

(六)怎样吸收新党员。吸收新党员前，要对吸收对象从以下诸方面进行观察：背景好不好；思想如何；过去的行动怎样；现在的行动怎样；其长处和短处是什么；他的朋友是些什么人；他看的是什么书报杂志。

吸收新党员的程序是：指定某党团成员与该吸收对象多作个别谈话；再叫别的党团成员与其讨论国民党的主义及政纲政略；如第二人对谈话满意，第一人再与其讨论主义及政纲政略；然后，与其谈及国民党的组织和党员应做的工作；如果此人工作努力，才可介绍他入党。

《党团须知》还对党团纪律作了特别规定：泄漏秘密查有确据者、不顾党团的决议而单独行动者、故意破坏会场秩序影响党团信用者、因意气或“浪漫行动”引起民众反感者，均以违反党纪论；党团开全体会及所在民众团体开会时，党团成员皆须按时到会，如有特别原因不能到会，须在事前报告理由，经该党团干部许可，否则以违反党纪论；党团成员须执行党团的命令，如怠慢拖延或故意搪塞，以违反党纪论；党团干部对于党团纪律尤须严格遵守和认真执行。

该文件不但从诸多方面对党团组织和活动的原则、方法作了明确规定，而且对诸如记录所用纸笔、发言口吻语气、鼓掌应和方法、控制扰乱手段等细枝末节加以具体而微的指示，甚至提出了推选会场“最好要一两个女团员或年龄很轻身体不高的团员，坐在较矮的地方，忽然起来推举人(因为女子和年轻又矮的人，是比较惹人注意的)”的建议，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执政党为掌控民间组织而制定的文件。

制定《党团须知》的1928年，国民党内深度分裂，各方对民众运动未敢轻言放弃，负责民众训练的中央机构“左”的色彩浓厚，“革命性”、“斗争性”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上述文件，或许还可以理解。问题在于，同时出台的《中国国民党党团党员训练实施纲领》从未实施，《党团须知》却一直未被废止，1940年国民党中央社会部还对此作了修改再版，同期中组部党团指导委员会还编印了《党团工作须知》，部分内容与《党团须知》重合，二者都不嫌琐细地规定党团活动的“技术性”细节。可见，它确实反映了国民党高层对党团活动的设想和期望。

1949年前的中国国民党党团，无论是“打天下”时期还是“坐天下”之后，均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甚至迁台之后直到1970年代，这种做法也没有改变。(60)国民党为何以一个执政党而对民意组织采取秘密渗透的方法？这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重要问题。

国民党内的理论家和高层常引俄共和中共在群众团体中成功运用党团组织为例，论证其组织秘密团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61)不过，这种比较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第一，这两个党的党团存在时间均不长；第二，在执政的情况下均未采取秘密党团的组织手段。中国国民党党团取法自俄共党团，而俄共党团是一种变形的议会党团。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团即在国家杜马中活动，旨在获得政权而非分享政权，为此目的而进行秘密党团活动，是完全可能的。但俄共党章中有关党团的规定，始于十月革命后，而且并无党团组织须“秘密”的条款，后面的历次修改均无秘密规定，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更将“党外组织中的党团”部分改为“党外组织中的党组”，条文也大为简化。(62)俄共党团虽有严格的纪律，对各级党组织须绝对服从，但至少在执政之后，并未采取秘密活动方式。中共党团的组织和活动，在国共合作时期，是为了在合作的大背景下保持其组织和思想的独立性，有其不得不保守秘密的隐衷；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中共遭到严酷镇压，普遍处于地下状态，没有公开活动的可能，在中共执政区域，“七大”后党团改为党组公开活动。总之，无论俄共党团，还是中共党团，均不完全等同于国民党党团，它们的成功不能成为执政后的国民党仿效的理由。

那么，国民党在处理国家和民众团体关系时到底为什么会长期采取秘密途径？对于这个问题，未见国民党的理论家和相关文件作系统解释，比较零散的解释可以归纳为：一是从党员和党组织的“安全”考虑，“预防反动势力的袭击和破坏”；二是从“以党治国”的效果考虑，认为由国民党公开领导一切，“有时不免招致党外人士之反感与嫉忌”；三是从效果考虑，认为党团的秘密活动可以“出敌不意，乘敌不备，寡可敌众，弱可制强”。(63)这些理由均反映了国民党执政环境的复杂和能力的软弱，与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形成强烈反差。不过，党团的存在不仅与国民党的现实处境有关，也牵涉国民党理解国家—社会关系的逻辑，对之需要加以专门讨论，此处仅作简要申论。

党团制度的长期存在，与国民党独特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设计相关。南京国民政府的意识形态来自“三民主义”，而孙中山将三民主义的实行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即宣布进入“训政”阶段。“训政”时期由国民党一手包揽，不允许别的政治党派分享政治权力，实为一党专制。但“训政时期”又是暂时的，过渡性的，进入“宪政时期”之后，政权将交还人民。在此模式下，国民党在其与民众团体关系的设计中，强调两点：(1)党对民众团体不采取直接命令的方式，而通过政府法令实现领导；(2)党员须在“无形中”发挥其影响力。这一设计既体现了“过渡时期”的特点，也是为进入“宪政时期”之后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做铺垫。在这一组织架构中，党高踞“指导”地位，但除中央“以党统政”外，地方各级党部并无实际执政权力。结果，由于缺乏直接有效的手段，党对民众的领导事实上不可避免地被架空。这一制度因素，是造成国民党领导民众“无力感”的重要原因。为贯彻党的主张，除公开的宣导外，只能通过更隐秘的途径动员民众、整合社会，在这个思路上，早已存在的党团很容易成为一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