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如何管理党团组织-8

国民党面临的统治危机是解释秘密党团的另一途径。国民党执政后，始终面临各类危机，其中伴随始终的心腹之患是中共虽遭血腥镇压而始终存在，并且日渐壮大。中共力量所在在于民众，国民党对此有充分认识，因此试图通过党团与共产党争夺民众团体和民众运动的领导权。党团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主要对象无疑是中共。国民党党团初建时，目的在于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完成国民革命的目标，但不久，与中共的矛盾即趋尖锐，双方均曾利用党团争夺民众运动领导权。中共的党团会议被醒狮派指为“昨夜会议”(即会前有会)。(64)国民党亦设立党团加以反制。邹鲁在回忆中提到，他在担任青年部部长和广东大学校长期间，为对付共产党的青年学生组织，秘密叫各校员生组织党团应对，广东大学各院都有党团组织，邹鲁本人及教职员和各单位学生代表混合组织一个执行委员会加以领导。(65)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党团对中共的指向性越来越明确。所以，中共坚韧而强大的存在应该是国民党党团一直采取秘密方式的重要原因。

产生于国民革命时期的中国国民党党团，在1927年“清党”之后曾暂停活动，但不久即行恢复，此时国民党的身份已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党团的组织制度和活动方式却基本未变。党团从停止活动到短时间内恢复，无疑反映了国民党政权对民众缺乏号召力，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实现社会动员，面对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充满了“无力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事党团活动也可以说是一种“无奈”之举。

至于各方面对党团的实际作用评价不高，其实事出有因。首先，党团虽有多方面的“任务”，包括推行国民党意识形态，使民众自觉认同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发展党员，以及“制止反动”、“消灭反动”等，但事实上，在大部分时间中，党团活动的主要甚至唯一目的就是对付共产党，即所谓“制止反动”、“消灭反动”，因此，责备党团未担负起实现社会动员责任，未实现民众运动的充分“党化”，其实文不对题。其次，党团设置于“合法的”社会团体和民意机构，而其所针对的共产党的活动主要并不在这些组织中，就算国民党党团严密有效，针对性也不强。为保证对“人民团体”的掌控，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社会团体设置了很高的准入门槛、烦琐的管理制度，但同时却无力掌控“体制外”的民众组织，不经国民党各级党部“指导”和国民政府备案的民众组织数量庞大，影响深远。这些活动能量巨大的“体制外”民众组织，许多由共产党直接组织、领导，或对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种活动场域的错位，使《党团须知》所设想的与共产党在群众团体中短兵相接的情形并不常见。第三，秘密活动要求组织精密，纪律严明，成员或具备高度的奉献牺牲精神，或怯于管控手段严厉不得不全力以赴，党团的规定倒是体现了这些特性，无奈国民党组织涣散，党纪松懈，党员本身对其意识形态的忠诚度就很低，自然无法指望党团活动产生预期成效。后两点表明，即使在所谓“制止反动”方面，党团也难以产生可观的效果。

党团的历史，反映了国民党(尤其是执政之后)的民运政策，在理想与现实、制度与实际、目的与手段等诸多方面的错位。

*本文修改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崔志海研究员提出建设性意见，两位匿名审稿人也提出重要意见，谨此致谢。

注释：

①如李蓉：《民主革命时期党团历史的初步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王亚红：《试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党团的作用》，《理论学刊》2009年第4期；杨会清：《中共“六大”与党团制度的建设》，《求实》2009年第10期。

②最近才出现专题性的研究论文，参见王亚红：《中国国民党党团制度初探(1924—1949)》，《民国档案》2010年第3期。此前有些研究有所涉及，如王贤知：《抗战期间国民党组织建设与组织发展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1919—1929)》，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社会志(初稿)》上册，台北：“国史馆”中华民国史社会志编纂委员会编印，1998年；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王士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魏文享：《国民党、农民与农会——近代中国农会组织研究(1924—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笔者的先行研究对此亦有所涉猎，参见俞可平等：《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民国时期民间组织的制度环境”部分；徐秀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国家与民间组织》，《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③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社会志(初稿)》上册，第590页。

④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第206、207、212页。

⑤魏文享：《国民党、农民与农会——近代中国农会组织研究(1924—1949)》，第170—178页。

⑥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13—14页。

⑦参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32—34、166—167页。

⑧一般档案327/26，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以下简称“台北党史馆藏”)。

⑨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100页。

⑩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65页。

(11)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中国国民党年鉴(1929年)》，第585页。

(12)《中国国民党剿匪区域党团组织方案》，1931年9月3日，会议记录3.3/183.7，台北党史馆藏。

(13)《海员铁路邮务电务等工会运用方案》(秘密)，1932年8月11日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3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编印：《民众运动法规方案汇编》上册，1934年，第343、345—346页。

(14)《人民团体中党员组织工作通则》，1932年11月17日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7次常务会议备案，《民众运动法规方案汇编》上册，第97—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