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路在何方：当前佛教去向初探(1《法音》作者：星月

佛教的趋向何在？（图片来源：资料图）

白马东来，岁月荏苒，不觉已两千余年。佛教之灯在印度早灭，而觉悟的心灯却一直在中土大地上代代相传。直至近代，心灯忽明忽暗，幸有几位大德挺身而出托起续佛慧命的大梁。光阴悠悠如白驹过隙，不觉来到了现代。这时四海升平，佛教这株古树绽放了新芽，生机渐现。但是令每位佛教徒担忧的是：当前各种思潮的冲击之巨日甚一日，佛教的去向何在呢？

关于这个问题，早有先哲以炯炯的目光洞察先机，那敢问佛教之出路在何方呢？如果拿这一问题去问古代的禅师，禅师定会说：“看脚下！”诚然，路就在脚下，那又应如何去走呢？遇到难题时，又应如何面对呢？下面我们就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佛法出世间，不离世间觉。佛是觉者，但也为众生示现托钵乞食，可见出家人也不离衣食住行。而说到衣食住行，在万事以经济为先的今日就不能不提到经济问题。提起金钱，或许很多人认为出家人谈钱很俗。的确，出家人不应爱财，但是当今之世，除了远遁深山者，有谁可以离得开钱？故当前的出家人只能不爱金钱而不离金钱了。此话当作何解呢？这就是说出家人要心不贪著金钱（因为钱分毫源于施主，不了道是要披毛戴角还的），而衣食住行不离金钱，因为身处在经济社会中离不开金钱。既然金钱如此重要，那就让我们先来谈谈寺院经济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寺院在唐代以前往往是敕建，故而是国家供给一切费用的，加上王公大臣们对僧众供养丰厚之至，僧人经济生活十分富裕，达到令人咋舌的地步。据唐均田令规定，僧受田三十亩、尼二十亩，老年僧尼退田转充常住田，加上赐田与兼并，至武后时，已有人惊呼公私田宅多为僧有。著名的寺庄有：嵩岳少林寺田碾四所；天台山国清寺，大和中置寺庄田十二顷；登州文登县赤山法华院，庄田年得米五百石；淄州长山县长白山醴泉寺，有庄园十五所；陇州大象寺，管庄七所，地五十三顷有余。五代时，五台山十寺共有四十二庄，良田三百顷。而且寺院无尽藏使唐代寺院的财富有了更多的积聚。太宗时，三阶教化度寺、福先寺每年四月初四由天下仕女施财，所施钱绢以车载。玄宗时终于禁绝三阶教并没收三阶院。但在一般寺院，如灵隐山寺院，田产岁收万斛，用置无尽财。会昌时，寺院私置质库，更是增加寺院的经济来源。其次，唐寺院庄一般不免税，但敕额寺院及请准者有免税权。景云二年（711）敕贵妃公主家始建功德院。由于施主对住持僧有撤换权，故实际上能支配功德院地产。因而，功德院、功德坛寺往往成为大地主隐匿地产、偷免赋税的一种形式。而偷免赋税的同时，大地主们也通常用丰厚的供养作为回报。由以上种种可见唐代寺院经济之盛。

自唐以降，马祖与百丈禅师的农禅家风一开，寺院的经济除了由王公大臣供养以外又多了僧人自力更生一途，一则摆脱了社会寄生虫的恶名，二则也以亲切的面目接近了社会下层的劳苦大众，使佛法种子的传播地越来越广。

到了宋代，宋代寺院的经济生活是在唐末五代遭受沉重打击之后重新确立起来的，它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宋代寺院经济以丛林经济为主，具有比历代寺院经济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它由寺田的开发、长生库经营、工商业活动、功德坟寺特权等组成。由于各种原因，宋代寺院的经济生活发展很快，收入和支出之数都十分庞大。寺院除了经常性的开支，如僧众的日常基本生活所需、寺院的营造维修、各种法会佛事活动等，以及参与地方性各类公益活动、慈善事业，有时还需向政府交纳助役钱、身丁钱。在所有寺院的各项收入中，寺田是最稳定和有效的组成部分。　

寺田是宋代寺院经济的基础。宋代寺田的主要来源，包括皇室的敕赐、信众的施舍、自身开垦、出钱购买、侵占官私土地等多种方式。在获得大量寺田的基础上，宋代寺院普遍建立起自己的庄园。据黄敏枝先生《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研究结果指出，寺院的庄园经济在宋代相当可观。如宁波天童寺，有常住田三千二百八十亩，山地一万八千九百五十亩；又如杭州上天竺寺，自绍兴三年（1133）至景定三年（1262），仅敕赐田山即达三万三千亩；杭州径山寺也有田数万亩；灵隐寺有田一万三千亩；洛阳崇德院，有田二万一千亩；明州阿育王寺，寺田年收入租米三万石。以福州为例，北宋中期寺田约占民田的三分之一，南宋中期约占五分之一（不包括山地园林在内）。　

宋代寺院经济的一大特色，是以长生库为中心的金融事业。长生库，系寺院经营的质库（当铺），一种以抵押借贷为主的金融机构。长生库源于南朝，它是对隋唐“无尽藏”的扩充和发展。长生库资本的主要来源，包括皇室赐与、民间施舍、寄存或合股资本，以及寺院本身的庄园收入、工商业经营收入等。它的活动方式，与世俗质库大致相同，主要为以物质钱、抵押借贷；它以高利贷资本为手段，达到商业盈利的目的。此外，长生库还经营各种实物借贷，尤其是谷物借贷；甚至还有耕牛的借贷、租赁。

在宋代，功德坟寺是与宋代寺院经济相联系的另一问题。功德坟寺，是一种建于贵族坟地上的私寺，其寺僧即是墓守。这种寺院在唐代已经存在，如唐睿宗景云二年（711），敕贵妃、公主家始建功德院（见《佛祖统纪》卷四十）。至宋代而获得重大发展，史籍所谓“功德院”、“坟寺”、“香灯院”等都是。

宋代功德坟寺与一般寺院的区别是：它通常为皇帝敕赐，是宋代皇帝对士大夫的特殊恩典，故基本上限于皇族、朝廷显贵的权力范围，受到特殊的待遇。如坟园（庄园、寺领）可免输租税，每年可度僧若干，并有紫衣师号颁赐的特权。正因为有这种经济上的特权，普通寺院往往通过各种关系，将所在寺院变为功德坟寺，而皇族、显贵也有意识把一些有敕额的寺院改作自己的功德坟寺。　

由于功德坟寺的迅速增加，直接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以北宋后期曾数度采取措施，试图予以限制。如徽宗大观三年（1109），敕禁有额寺院充功德院，“不许指占有额寺院，充坟寺功德。”（《佛祖统纪》卷四七）翌年，又剥夺其免税的特权。南宋时，王公贵族南渡，纷纷占据寺院，功德坟寺遂成为一大社会问题。理宗淳祐十年（1250），时人上疏指出：“凡勋臣戚里有功德院，止是赐额蠲免科敷之类，听从本家请僧住持，初非以国家有额寺院与之。迩年士大夫一登政府，便萌规利，指射名刹，改充功德。”（《佛祖统纪》卷四八）功德坟寺实际上已成为士大夫图利的工具，故一发而不可收拾。后来虽然予以严禁，但宋王朝的统治也已接近尾声。而宋朝一旦灭亡，功德坟寺也就不复存在。

而在以上的种种收入中，也有较大部分经济收入用于地方的社会福利、慈善救济事业，对社会作出一定贡献。这些公益事业如：造建桥梁、兴修水利、修建道路、植树造林、开发荒山，以及养老慈幼、济贫医病、收容饥民、设立义冢等。

到了元代，元代寺院经济成了畸形的发展。因为寺院在拥有大量土地的同时，还大力从事商业和工业。当时各地解库（当铺）、酒店、碾硙、湖泊（养鱼场）、货仓、旅馆及邸店（商店）等，很多是寺庙所经营。如皇庆初（1312）给予大普庆寺腴田八万亩外，还有邸店四百间，即其一例（《陔余丛考》卷十八）。其在工业方面，如开采煤炭和铁矿，也有寺僧参加。成宗大德元年（1297）有禁权豪僧道擅据矿炭山的命令（《元史·成宗纪》）。仁宗延祐三年（1316）于山西五台山灵鹫寺置铁冶提举司（《元史·仁宗纪》二），这也是前代寺院所无的经济活动。还有银矿的开采虽非寺院直接经营，而其收入却归寺院所有。如至顺元年（1330），闻蔚州广灵县地产银矿，文宗即令中书太禧院派人经营，而以其所得归大承天护圣寺（《元史·文宗纪》三）。寺院的工商业经营，当然和政府赋税收入有关。政府对于寺营的解库，有时禁止，有时命其纳税。而政府对于各处住持僧人将常住金谷掩为己有，修建退居私宅，开设解库，也有禁令（见《元典章》卷三十三）。至元三十年（1293）曾命僧寺之邸店、商贾舍止（旅馆），其货物照章纳税（《元史》卷十七）。其后更时有明令，使僧道为工商者纳税。特别是诸河西路僧人有妻子者，当差发、税粮、铺马、次舍，与庶民同；以防止当时富户冒为僧道，规避差役（《元史·刑法志》卷一百零三）。

明清两代沿袭元代之风，大同而小异。特别是清代敕建的寺院富丽豪华的程度，不是寻常百姓可以想象的，令皇族也望之兴叹。

辛亥革命爆发后，改革之风如风折树，许多寺院庙产被夺。僧徒流离失所，颠沛辗转，苦不堪言。直至今日，寺院经济复苏，而这些钱何处来何处去，却是许多人都认为是不可说不可说的事情，大家也都心照不宣。比较明显的去处是，建寺育僧，培养僧材。如今有些寺院供养丰厚，有些深山里的修行人却困苦不堪，两者相形，就令人不得不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