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平：当代中国人的信仰重建1

李向平（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一、无法忽略的中国信仰 现在经常谈及的和谐社会的建设，应当与信仰问题具有很深的关系。 然而，中国人很少以直接面对的方式，来讨论自己的信仰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交往中，不论是与国内的朋友交往，还是与海内外的朋友交往，可能都难以直接提到信仰。 在这里，我把信仰问题放在宗教学或宗教社会学里面来考虑。实际上，信仰和我们的人格发展，跟我们的精神关怀，跟我们的社会建设，紧密相关。我想，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话题，也是一个实践的话题。所以我希望能够把我的一些想法，一些视野所及的问题，与大家分享，有一个思想的互动。 二十世纪以来，信仰问题有两个历史时期被涉及的比较多。一是辛亥革命前后；一是1980年代以后。因为这两个时代，对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翻天地覆的时代。古往今来，常常是在中国历史发生巨大变迁的时候，个人的精神关怀、安身立命的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 只要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朝代之间的更迭，经常会有一个天命转移的问题。一个农民起义推翻一个朝代，他往往也会有一个组织起义资源的口号，而这个口号本身往往就具有一定的信仰变迁的特征。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朝代要改变，天命要转移，人的安心立命问题也就成问题了。然而，在一个新的朝代建立后，真龙天子奉天承运，重坐龙床以后，信仰问题可能不再受人关注了。于是，朝代改换所带来的信仰危机问题，就会被人们渐渐的遗忘了。 辛亥革命前后，打倒了满清专制皇朝，但国家权力没能很快整合起来，所以当时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就只有通过新文化运动，通过“主义和问题之争”而被激化出来。当时，主要的问题是秩序的重建，政治秩序和权力秩序的重建；与此同时，当然就还有一个精神层面怎么办的问题。孔夫子、孔家店被打倒之后，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基础似乎就跟着丧失了，好像无数“游魂”一样。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表面上，这个问题得到了一时的解决。这是一个新旧之间的交替，很快的，全国人民的精神就在新中国这个大局下面给整合起来了。这个时候的信仰问题，不很突出。只是到了1980年代前后，信仰问题才突然被强调出来了。那时的中国人，刚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 一个“文化大革命”，走出了整整几代中国人。从以前跟着一个人走，用一个人的脑袋、一个人的感情，代替自己的脑袋和感情的时代，中国人走入了另外一个时代，可以重新思考了，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是，这么一个新时代，中国人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了，同时也好像自己的精神父亲一会儿消失了那样，打那之后，中国人就要自己去重新寻找一种精神关怀了。 当时以潘晓为名在《中国青年》提出来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的问题，可说是这类问题的集中反映。 那是1980年初，当时中国有一个大规模的讨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此讨论相伴而行的，还有一股潜伏的、却不很突出的一股思想潮流，就是关于“民主和迷信”的讨论。当然，这个讨论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全国大讨论的背后。著名学者李洪林，写了一本《科学与迷信》。 李洪林在这本书里指的迷信，是指的个人崇拜。他认为，在中国这么一个强大的传统文化背景之内，之所以会出现文革，之所以会出现那么一种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迷信。至于迷信的出现，主要是在于我们的民主生活不够。这种关于“民主和迷信”的思想讨论，我觉得在当时虽然是一股潜在的思想潮流，但是它跟潘晓写的文章，“人活着有什么意义”一样，同样事关中国信仰及中国人的信仰重建问题。 一方面是活着的意义，一方面是民主和迷信的关系。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一个“信仰危机” 及其信仰重建的问题。一个时代变迁之后，中国人的精神信仰要有一个新的挂搭之地！我的心灵，我的灵魂，有吗？有的话，它们应该挂在什么地方呢？ 文革的时候，我是一个初中生，而在80年初则刚好大学毕业。当时我就有这么一个体会，觉得那么一个时代过去了，以后的时代会如何，谁也不知道？茫然不知所向，而原来想的、信任的、相信的，把精神挂搭在那么一个固定对象上面的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这个时候，人都很茫然。 实际上，说的是信仰危机，其后要求的则是信仰重建。这个问题，从80年代初叶以一种模糊的形式提出来之后，到现在2007年，将近30年过去了，是不是真正的解决了？这个答案，应当是所有中国人共同面对的。问题提出来了，不一定能够完全的解决；但提出问题的时代，肯定是一个很好的时代。 当代中国的信仰现状，从历史背景来说，每当一个历史变迁，它都有一种潜在的和表面的表达方式，这就是双重危机。不仅仅是信仰危机，还有一个权力秩序的危机。曾经有学者提过，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不仅要忙着推翻满清政府，同时还要建立一个新的精神秩序。因为中国人喜欢讲安身立命、身心安在何处的问题，这就是信仰危机的问题。虽然是将近30年过去了，但1980年代的问题到现在，依旧保留在我们的心中，保留在我们的人际互动当中，保留在当下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之中。 提出那个“人活着有什么意义”的潘晓，是一个两人共用的笔名。她们现在过得并不太好。有一个好一点，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个已经退休了。因为她们在《中国青年》写出这篇文章以后，她们所在的单位就一直对她们价不高：“这个人奇怪了，怎么活着还会有问题？”单位把她们当作有问题的人来看待，她们因此而一直不能入党，一直没有好的工作。 可是，她们可能再也不会提出上面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