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平：当代中国人的信仰重建4

四、混合建构的中国信仰

显然，中国信仰及其表达方式，比较随意，比较个体，比较因人而异。有求必应，观音菩萨有求必应。你求什么，你求的心诚不诚，你不诚就不行，你来求就不一定诚。因此，中国人的信仰个体化的情况非常突出。

与信仰不一样的地方，宗教则是一群人的信仰。中国人的信仰方式基本上是个人的，他不太喜欢和大家折腾在一起。所以，与西方人的信仰方式比较起来，西方人的基督教信仰往往讲究过礼拜，讲究受洗、领圣餐，讲究一个群体之间的共同祷告、精神分享。现在中国人也经常使用“分享”这个概念了，它的本来意义，就是你有我也有。这个传统，其实就是从西方人的信仰传统中演进出来的。

很明显，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中国人的宗教概念，与西方人比较起来都不一样。当我们讲“宗”和“教”的时候，在中国汉语里面是要分开理解的，而在西方人里面，则主要是强调人和神的关系的。一旦讲宗教，肯定是要有一个不可动摇的、高高在上的一个崇拜对象；不像中国人祭拜一个神，一定会有一个具体的利益追求藏在后面。

比如说：今年大旱或今年洪水，我们去求一个神，结果还是继续大旱和洪水泛滥的话，那么，老百姓就会不再去祭拜这个神了，可能会对它泼污水、脏水，或把这个神毁掉。他们也会咒骂这个神：“这个小子不保佑我，那么我今天也不睬他；我为你请客吃饭，你还不领情，我就不理你。”

认真分析一下，可以发现，这个被人祭拜的神，好像和人存在着一种贿赂与被贿赂的关系，好像中国人信的神是可以被贿赂的。否则，干嘛要交钱呢？比如，人到了寺庙里，往功德箱往里投点钱，就是因为一般人会以为，做了这种功德之后，神菩萨就会对你好一点。女孩子则是投一点钱，到佛菩萨的脚上摸一摸，到脸上擦一擦，好像就会漂亮一点。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获得一份好心情，但在其中难免有一种利益的交换关系，如同神人之间的互惠关系。

那不同的宗教，信仰肯定就是不一样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他也都有捐钱的，而且是把一个月收入的1/10捐到里面。但这个钱不是捐给神的，而是捐给这个信仰共同体中所有的教友，或者是宗教活动聚在一起共同承担的费用开支。其中，不是说我给菩萨捐的多，就会获得更好保佑。好像人们到庙里去烧香，烧个高香，就可能保个很大的平安。实际上，神、菩萨不是那么容易被买通的，但中国人的普通信仰，大多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愿。

中国人的信仰，可能不一定完全跟彼岸世界或宗教体系相关系的。我们更喜欢在“立德、立言、立功”等问题上来考虑。中国人讲到信仰的时候，更多的是强调一种道德教化。你要做什么事情，同你的道德教化，同你的道德修养，同你的文化素质是紧密联系的，而不说跟你的信仰对象具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如果这一道德教化的根基，不是出自于一个终极的信仰对象，而出自于现实人际关系或权力关系的话，其最可能的结果，就可能出现一个这个历史中常见的现象：这就是人们对于日常道德原则的怀疑，甚至会发生疑问，怀疑我们的信仰是否能够靠得住？换句话来说，你会如何去信仰固有的道德原则？你怎么去信任我们的信仰。这也是人们经常讨论的信仰危机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近期少林寺爆出了一个案例。它说的是一个来自青甘西部的香客，在少林寺烧香。当他烧完香以后，庙里的和尚就跟他说：对不起，你这烛香要出钱。六千块。

当时我正好针对少林寺现象写过一篇与宗教社会学有关的文章，以后就有人给我发帖子说，你在瞎说！少林寺都成什么样子了，一柱高香，值六千元钱？！

这个问题，使我引起了特别的关注。虽然我对此过程没有全面的了解，但我后来注意到，寺庙烧香大都是明码标价的。最少的香，10块钱一支；较贵的，900块钱一支……，都明码标价，物价局核准的。你烧什么香、你许什么愿，你就买多大的香，你的愿就容易实现，愿小就买小的香。

就佛教的真实信仰来说，并不是烧的香越多，他受的菩萨保佑就越多。如果佛教就是这样一种佛教的话，那早就完蛋了。像这样的宗教，你怎么信得过呢？！不过，当下的佛教现象很是复杂，你们也不要去片面的批评佛教。在一些地方，一些政府管理部门、旅游局也大多参与了佛教寺庙的管理和发展，作为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并且参与佛教寺庙的经营和分享。现在海南岛的三亚观音像，那就是旅游局、三亚市政府、佛教寺庙三家分红的。

用我关于少林寺文章里面的一句话来说的话，这就是“另一种信仰危机” 了。它与1980年代以后的信仰危机，既有关系亦有区别。民主和迷信的关系，人生与信仰的关系，曾经是1980年代以来信仰危机的主要内容。目前这一种信仰危机，则需要从中国人的信仰传统讲起。

中国宗教和西方的宗教很不一样。中国社会里面宗教功能的发挥路径，不一定要经过宗教的组织或借助于宗教制度的力量；中国人的信仰表达和信仰实践，往往要借助于非宗教的组织非宗教的力量、资源来表达。他们依赖的往往是现实的秩序和权力、道德习惯。因为中国人的信仰，历来都是很分散的、很个人的。中国人在表达自己信仰的时候，常常要借助于其他的力量、非宗教的力量。用社会学的一个概念，这叫做路径依赖。它已经成为一种信仰习惯了，只能这么去表达。而宗教组织呢，往往不是很健全。

中国人的信仰，是各种现实的东西与宗教资源的结合。孔孟儒学是不是宗教？争论很多，既可以说是宗教，亦可说不是宗教。但是，儒教之祭祖、拜天，是不是宗教呢？300年前，利玛窦来中国传教的时候，他就搞不清楚，中国人到底信的是什么神？！可是，利玛窦之所以能在中国成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则是无疑他采取了易佛补儒的策略，走的一条上层路线，跟儒家知识分子、跟皇帝去交往沟通。后来皇帝喜欢他了，儒教学者接纳他了。他就好办了。但他的后继者，又跟皇帝吵翻了，所以天主教在中国、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告一段落。

就事实而言，儒学是不是宗教，不是很麻烦的事情。关键是它在中国还有些用处。现在西方的宗教界和宗教学人士很喜欢跟中国的儒学对话，而不太喜欢跟中国的宗教对话。这还是利马窦的一个传统，觉得中国的宗教在中国太边缘化了，中国的生活不靠宗教来组织的。尽管中国人具有他自己的信仰和信仰方式，但是跟儒学打交道，有时候就等于是跟官方信仰打交道。

我曾经认为，儒学是个信仰体系，但不一定是个制度化的宗教体系。如果把儒教视为一个宗教体系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依赖权力秩序的宗教体系。它缺乏的是自己独立的宗教制度或者宗教组织。所以儒教很不一样，它没有专门的制度化，而它的天祖信仰，却又在中国信仰结构之中很有影响、很有地位。

儒学知识分子身在官场，同时却以佛教、道教或民间信仰作为他的官场信仰的补充，作为他在官场当中的另外一种心灵寄托。中国的文人、中国的哲学家，大多数都有一种信仰，在个人身份的背后藏着。刚才讲的李卓吾、黄宗羲，都有佛教信仰。王阳明，他则直接把佛教的东西变成了儒教心学的一部分。这是中国人一种很奇特的信仰方式，如同身在曹营心在汉，身为儒教学人、朝廷官员，但他们信仰方式却可以是儒佛、佛道互补，就像我刚才讲的几种信仰方式纠合在一起那样。

所以，中国人的信仰或者精神寄托，不完全是靠救赎，也没有末世论。世界观之中的世界，不分为此岸世界和彼岸天堂。如果有末世论的话，他们又往往把信仰的改变，寄托在权力秩序的改变上。这个朝代不行，换一个朝代。这个皇帝不行，换一个皇帝。这个人不好，换一个人。怎么换，不用管，甚至管了也没用。权力秩序无法更换，中国人的信仰变迁也成困难。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危机的深层内涵。问题已经超越了信仰本身。

因此，信仰危机中的信仰，反而不是危机的主要问题了。传统中国人信仰的天命，对理解目前中国人的信仰状态有一个极好的说明。按中国人的天命信仰，每个人都有天命，中国人很喜欢讲天命。女孩子喜欢叫妈，在她身处逆境的时候，很需要帮助的时候，就叫一叫妈啊。一般的中国人则很喜欢讲天、讲天命。中国人还喜欢讲“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至于天命的信仰，中国人普普通通的，可以有信仰，但是不一定能够表达这个信仰。一般中国人的天命信仰，就只能转换成为个人的内在的道德修养。

你想想，传统中国之中，谁敢祭天？谁敢组织祭天的仪式？谁敢祭天？灭九族！谁想私下里祭天，他就是想当皇帝。天命信仰的表达和实践，就是官方信仰，就是传统的国家信仰，传统的国家权力信仰。

我去年曾在《文汇报》或《光明日报》上，看到一则对河南省省长的批评。这位首长在主持河南新郑的祭黄帝大典。当时，鼓乐齐鸣，香火缭绕，祭文出来了，牛猪羊三牲也杀了，天空出现了一片彩云。正当此时，这为河南省领导欣喜无比，大声呼喊：“吉兆！吉兆！”

对此现象，一家官方报纸严厉批评了这个省长。理由是，一个省长怎么能说你主持祭黄帝大典的时候就出现了吉兆呢？传统中国，如果这样说话，就会说明你是一个想改天换日、自己做皇帝的人；就凭这件事，皇帝就会灭了你的九族。传统的祭祀大典，只能为皇帝操办；这种话，也只能是做皇帝的、或是想做皇帝的人才能讲的。一般的人讲了，就是大逆不道。该报纸批评说，在当代中国，祭祀黄帝，不过是表达我们的纪念罢了，你怎么搞出宗教迷信了？最后认为，这位省长的思想觉悟不高，需要好好学习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