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桥：重视佛教的宗教性警惕佛教泛文化化2

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济群法师2004年在《汉传佛教的反思》一文中指出：

在当代的佛教弘扬中，还出现了不同以往的动向，那便是学术化的佛教。在相当一段时期，佛教因被视作迷信而为世人所不屑。自赵朴老提出“佛教是文化”之说，才使佛教重新引起文化界的关注。近年来，许多高校也开始重视佛学研究，纷纷成立宗教研究所及佛学中心，更有不少学者投身于佛学研究的热潮。佛教界对此也表现得相当积极，一些青年僧人先后进入国内外高校攻读学位，各地寺院也纷纷举办学术会议、创办学术刊物。这种潮流，对于佛教在文化界的推广显然有着积极意义。可学术所能关注的，只是佛教作为文化的层面，而佛教所具有的深刻义理及内证，并不是仅靠学术研究便能触及的。而作为住持佛法、荷担如来家务的僧伽，如果只关心学术层面的佛教，势必会失去僧伽的本色。

上述学者和法师对“佛教是文化”的质疑和忧虑是不无道理的。因为现代大陆的绝大多数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都没有宗教信仰、宗教感情和内证体验，更缺乏宗教的超越、无我、奉献的精神，所以他们所津津乐道的佛教文化，多数都停留在庞朴先生所说的文化的外层——物质层，充其量也过不了文化的中间层，即心物结合的一层；达不到、也讳言佛教文化的里层——心理层，包括佛教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信仰等。或停留在汪澍白先生所说的器物层面、制度层面，难免忽视和缺失了佛教文化的精神层面。这本身不是问题，我们也不能苛求他们要有宗教信仰和宗教内证体验。问题是教内有些人意识不到这一点，盲目跟风，离开了自身的宗教本位，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佛教的载体或文化表现形式上，结果造成佛教主体性质模糊，神圣性资源大量流失；寺院功能严重错位，本末倒置；僧人宗教职责大为弱化，失去凝聚力。

也有某些学者不能安住于学术本位，利用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将佛教泛文化化。所谓佛教泛文化化，特指某些人根据自己的认识、好恶或为从佛教中获取利益，片面理解“佛教是文化”的涵义，采用广义的佛教文化概念进行包装，而在实际的认知和操作上运用的是狭义的佛教文化概念，甚至有意识地以佛教的“文化形态”取代佛教的“信仰形态”，以佛教文化取代佛教和佛法。这样一来，就在相当程度上模糊了佛教的宗教品格，严重干扰了佛教的信仰建设、道风建设，使佛教变得世俗化、庸俗化。更有一些不法商人和公司企业与某些地方党政干部相勾结，无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将佛教文化当作一种文化产业进行商业炒作，打着发展经济、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滥建“文化庙”、“旅游庙”，或利用职权和特殊的关系，强行将佛教的名山圣地由他们管理，纳入到他们设计的文化产业、旅游产业链中，不断强化寺院的旅游功能、文化功能甚至商业功能，而忽视和限制寺院最为根本的宗教功能，甚至无视佛教的清规戒律、礼仪传统和佛教徒的宗教感情，把清净佛地搞得面目全非、乌烟瘴气。一些文物部门和园林部门长期占据佛教寺院，置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于不顾，把佛教寺院当作“唐僧肉”，大卖门票，兜售商品，搞所谓文化旅游，拒不归还佛教界管理。这样一来，佛教不是主体，而成了附庸，僧人不是寺院的主人，而成了他们的“打工仔”，从而严重扭曲了寺院的固有功能，破坏了中国佛教界的形象，伤害了广大佛教徒的宗教感情，同时也损害了党和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形象。2005年12月15日，中国佛教协会圣辉副会长在云南考察由大理文化局兴建的崇圣寺时就特别强调指出：

一座寺院及其佛教文化设施，如果没有佛教慈悲、智慧的教理教义作依托，没有僧人来住持、弘扬，那么它们就不过是一些徒有其表没有灵气的文化躯壳，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佛教寺院应当由有修持讲道风的僧人来住持，按照佛教的教义和教规来管理，这不仅符合中国历来的传统，也符合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仅有利于佛教文化的弘扬，也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王雷泉教授在河北赵县柏林寺第一届生活禅夏令营上早就指出：

中国在走向现代化，工业文明在推动佛教传播的同时，也会带来世俗化的弊病。据我看来，随着法制建设，对佛教在政治上压制的极左做法对佛教的负面影响的比重正在下降，而在经济上利用佛教的极右做法对佛教的负面影响的比重正在上升。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土豪劣绅对寺产巧取豪夺，将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它对佛教的破坏将是致命的。政治上的弹压，只能激发佛教徒的护教热忱和敌忾心；经济上的腐蚀，毁掉的就不是一代人了。

由此可见，如果只是强调佛教的文化性或文化功能，无视佛教的宗教性和宗教功能，就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