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平：社会缺席宗教安在(1)

李向平（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宗教的社会存在及其表达形式，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据统计，目前中国有佛、道、伊、天、基等五大主要宗教，信教群众大约上亿，宗教教职人员30多万，宗教团体3000多个，宗教活动场所10多万处，另有74所宗教院校。因此，它们所具有的社会特征及社会性表达形式，构成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和基本问题。

一．公共宗教与私人信仰：中国宗教的传统形态

中国宗教的传统形式，可分为“公共宗教”（communal religion）与“私人信仰”(private believe)的两类。汉语“宗教”一词，“宗”指宗族、宗亲、宗庙等；“教”指学说、伦理规章、教化、教导之意。惟有“礼”及礼仪，大体包含今日“宗教”之内涵，既有伦理制度、教义思想，亦包括宗教仪式及祭典；不仅是社会安排，也是宗教行为。体现在权力共同体的，则注重于“神道设教”的权力表达，以祀御群神，突出了权力共同体关注的“公共”意义。

比较而言，中国宗教的独特，是它的“公共”形式。其含义与英语public不同。依中国古典，“公”及“公共”古意，主要指“公室”、“公门”、“公家”等，为诸侯国君及君王之称，衍生出公家、官家、朝廷、君王等含义，构成“公，犹官也”历史内涵。其与“私”相对，为一般性法规、律法，及“任公而不任私”的公私对立。

在中国宗教的起源方面，“天帝”、“天命”、“天意”等为其渊蔌，是中国社会秩序和精神信仰的基础。它以宇宙观形式，成为古代社会秩序合法性证明的基本方法。“天”，具有其先验的公共性与至上性。因此，“公共”的意义及其生成，正好是中国宗教有关“天命”的崇拜，是对“公共宗教”的经验补充。因为，天命、天意的结构特征，即是大公无私的意义呈现。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在此三大象征符号制约下，“天”成为“公”的起源。天帝的崇拜形式，作为一个价值符号，是至善、至公、至大及所有秩序的象征。“公”作为平分、平均准则，将演变出国君的身份、地位，将国家权力机构赋予“公”的价值内涵。于是，一个超验的价值结构落实在社会经验层面，成为国家、国君及权力秩序的一个界定，逐步演变为公共、公益、公义、公正、公平等词意，构成一个“权力宗教”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公共”身份者，往往又是宗教祭仪的主持者。金文“公“字从“口”，表示宫庙中朝廷大礼或宗教祭祀场所。“八”大概是屏障一类。奏乐而祀，歌颂曰颂，颂从“公”，表示舞容的形式。为此，“公”者谓神圣之斋宫之语，以举行神事祭祀于其中者称“公”，故能参加此礼仪者亦常常称“公”。2 显然，“公共”的古意涵有极其深刻的宗教意义。那些具有公共身份的国君、贵族，即当然的宗教领袖。国家、政治、社会、个人、道德、宇宙、自然、宗教、鬼神，大都统一在这个“公共”领域。

中国特征的“公共宗教”模式，既是政治思维方式，亦是社会行动规范；既是宇宙秩序，亦是道德精神；既是王权专制，亦是宗教崇拜。这个宗教秩序以一种完备形式存在于世俗社会，即使在宗教领域，它也被其“公共”特性所制约，如“公庙”、“公社”、“官社”、“国社”等宗教形式，直接被纳入国家权力的统理层次。它与公共权力整合，构成一个权威构架，导致了符号权力合法化的公共形式。为此，中国人往往将宗教视为一种权力或财源，非私人所能完全拥有。在此，“私”或“私人”的价值态度常被抑制。“公”是具有天道、天理的超越性格和终极性论证，“私”只能被“公”所制约、控制。公、私的区别，在宗教是正统与异端，在权力上是合法与非法，在道德上则是公正与褊狭，其间并不存在制度或领域分割。

相对公共宗教，公私之别表现为私鬼与公神、私祭与公祭、公社与私庙及私自入道、私自度僧等层面。私人信仰是秘密的、不公开的、旁门左道，至于那些与私人信仰相联系的道德、智慧，其小者影响君子修养，大者妨碍风俗教化。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制约下，其“公，犹共也”的意义，既可转成《尚书·周官》强调的“以公灭私，民允其怀”的教化，亦能与王朝政治相互利用，成为“为政以公灭私情，则民其信归之”的宗教统治。

中国宗教的公私区分，促使中国人必须在两种相异却又相容的精神领域中生活。既保持与神圣理念的关联，也保持与世俗生活的关系；既与终极性相打通，也与尘世相往来。身处公共权力者，依公共神力而神化；私人信仰方式，仅与个人命运联系。这种私人信仰，缺乏制度领域的支撑，随时承受着公共宗教的修葺和控制。至于公共宗教则依据权力架构，始终将私人信仰排斥在公共制度之外，构成中国宗教在社会性与私人性、公私关系上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