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平：社会缺席宗教安在(2)

二、内部行政事务：宗教管理的上层建筑特征

新中国建国初年，宗教管理是“内部行政事务”，视宗教为控制性上层建筑，实行了封闭型行政管理方法。50年代初，国家设立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当时，国家对宗教的认识比较客观，确定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在50年代末期，国家管理机构即在宗教问题上开始滋长“左”的思想。文化大革命中，宗教领域成为重灾区之一。宗教信仰及其活动被全盘否定。文革后，中共党委统战部先行恢复工作，逐步恢复政府对于宗教的管理工作。1979年6月国务院正式下文批复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机构编制。1998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更名为国家宗教事务局，成为国家政府主管宗教事务的直属机构，依法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利、教职人员正常的教务活动、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活动等等。至于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及部分省辖市与专署及县也相应设有宗教事务机构，列为各级政府的直属机构之一。至1995年底，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设有政府宗教工作机构，有410个地、州、市设有宗教工作机构，全国1551个县设宗教工作机构，干部编制总数3053人，大体形成自上而下的政府宗教事务管理体系。

正是这种单纯的行政制度的安排及管理，依靠少数宗教工作干部，按政策使用行政方法对宗教进行封闭式、单元化管理。宗教成为“内部行政事务”，高悬在上层建筑。在此制度空间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宗教团体则在此前提下从事各种宗教活动。这种管理方法，基本沿袭了中国历史上“公共宗教”模式，宗教及其活动难以构成现代社会所要求的社会性。

三、宗教团体或宗教场所：宗教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公共事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中国宗教的管理方法，已由单向式行政管理趋向宗教组织的自治与行政管理相结合，能够以“社会公共事务”的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业。宗教社会性得到了初步呈现。

这个制度架构，即由国家颁布的宗教法规及其规定的宗教团体及宗教活动场所。因此，传统中国的公共宗教形式，伴随着小群社会、具体社会之削弱而减退，构成了当代中国宗教制度变迁。传统宗教的“公共”形式，因此而与大群社会相适应，转变为具有现代社会团体特征的宗教组织。私人信仰取得了合法形式，群体宗教则取消了“公共”形式，落实在社会组织层面。

在现代社会制度分割基础上，传统宗教的公共性转变为一个制度性活动空间，转换为公共制度问题，呈现一个法律化的制度边界，不再将其教化功能泛化，无所界限，并以团体社会形式结束了“公共宗教”的混合发展史。正如国务院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曾经在《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指出的那样：要把宗教工作靠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内部工作，变为进一步由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社会事务来管理，并把这种管理推向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宗教事务构成了社会、公共性质，改变了原来把宗教作为“内部事务”来处理的行政方法及“宗教不对外”的行政习惯，如《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宗教事务，指宗教与国家、社会、群众之间存在的各项社会公共事务。”

倘若按社会团体的社会性划分，宗教团体或宗教活动场所，即是以专业性社团形式，近似于一个具有第三部门。它具有生与俱来的“双重性”，“半官半民”的“二元结构”，受“行政机制”和“自治机制”的“双重支配”，处在“社会”和“政府”共同认可的“交叉地带”。并在宗教社团活动模式上呈现“民间行为，官方背景”，“官方性”和“民间性”的二元合作。传统宗教的公私关系已在制度变迁前提下，实行领域分割，导致团体形式的宗教、私人特征的信仰及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系界限，构成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大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