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先驱徐继畬被林则徐诬指“卖国”-2

道光二十三年末，徐继畬在厦门认识了一位极为关键的人物，他就是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徐继畬称他为“西国多闻之士”。此人是徐继畬一生洞识西方世界的关键人物。相识之初，雅裨理在回忆中说：“这是我迄今遇见的最喜欢提问的中国高级官吏”，“一天下午，我们带了尽可能多的资料送给他，这是在他约定的短时间里尽力为他提供的。”雅裨理是为了自己的传教使命而来，他把《新约全书》等基督教书籍送给徐继畬，试图通过这位封疆大吏把“上帝的福音”传递到更远的地方。而徐继畬对雅裨理一再宣扬的“天国”教义不感兴趣，却对他带来的“绘刻极细”的地图册表现出巨大的热情，而且对世界史地知识愈来愈感兴趣。他把与雅裨理的接触，当作学习域外知识的极好机会，表现出了解外部世界知识的迫切愿望。雅裨理也无可奈何地写道：“他对了解尘世间各国的状况，比聆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

雅裨理为徐继畬提供的珍贵的世界地理、历史和政治知识，在客观上促成了《瀛环志略》这部中国人研究和探索域外史地名著的诞生（经“五阅寒暑”，数十次易稿，1848年终于问世）。西方人认为，这部著作是中国人“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的一步”。“我们认为，它将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中国统治阶级和学者们的傲慢自大，消除他们的愚昧无知，向他们证明，他们并非地球上的唯一(文明)国家。”

就在《瀛环志略》付梓的同一年，《共产党宣言》也在欧洲问世。《共产党宣言》震撼了欧洲，《瀛环志略》也在大清国死海般的思想文化界激起了层层波澜。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启蒙宣言书，《瀛环志略》具备鲜明的觅新知于域外的理性精神，徐继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尽可能准确、详细地向国人介绍外部世界的情况，使此书以高出同辈之上的独特见识，而大大区别于其他同类著述，堪称“开眼看世界”思潮中独特的文化标本。

在魏源编著《海国图志》的基础上，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又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徐继畬对世界地理和形势的了解，不要说一般的中国人，有时就连西方人也感到惊讶。

如果说徐继畬以广博的见识为中国人打开一扇窗户已属不易的话，那么他能超越自己的封建官僚阶级，站在人类共同文明的立场启蒙国人，则成为真正的思想家与卫道者的根本分水岭了。最耐人寻味的是，对于美国的立国历史、政治制度，徐继畬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和关注。特别是对于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创立的赫赫功绩，徐继畬更是敬佩莫名。他用充满感情的笔触赞美描述道：华盛顿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后，就交出了权力而过平静的生活。众人不肯让他走，坚决要树立他为帝王。华盛顿就对众人说：“建立一个国家并把这种权力传递给自己的后代，这是自私。你们的责任就是选择有才德的人掌握国家领导职位。”

对于这样一位创下不世之功，但却功成不居的人物，徐继畬借鉴中国历史的经验满腔热情地发出赞叹：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徐继畬的这段文字，是中国人首次评价美国总统。他以悲天悯人的情怀，纵观了中国历代皇朝的周期性兴衰和中外众多元首选举交替方式，而格外看好华盛顿和美国宪政中的总统任期制，称颂华盛顿实为古今中外的第一伟大人物。在一个“君权神授”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度，徐继畬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颂扬一位民主体制下的总统，这种夸父逐日般的勇气，无法不令今天的我们为之动容。

今天的学者早有一种定论，认为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是器物—制度—文化的递进次序，而徐继畬早在《瀛环志略》中就勇敢地透过器物表面，看到了西方强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先进性。他在书中介绍了英、美、法、俄、瑞士等国的选举制、议会制和立宪制，对于议会的组成、职权范围等，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指出，实行议会制是欧洲各国的共同体制，“不独英吉利也”。这正是《瀛环志略》最有特色且最引起争议的地方。

在当时大清朝专制的统治下，徐继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与推崇，后果可想而知。厚而无情、黑而无色的文化铁壁，将晚清帝国数亿君臣吏民笼罩于黑屋之中，谁胆敢说屋外还有亮光，谁就会成为千夫所指。

《瀛环志略》在中国一经出版，便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士大夫们开始强烈攻击徐继畬，痛骂他身为朝廷命官，竟敢影射抨击天朝制度，公开赞美外国元首，与西洋传教士沆瀣一气，“称颂夷人，献媚夷酋”！就连思想开放、曾称赞徐继畬为“天下奇才”的曾国藩，也脸色大变，声讨“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更有甚者，个别人采取断章摘句的手法，将书中论及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的话，故意删去“西方”二字，用来弹劾徐继畬，欲置徐于死地。

然而谁也想不到，在山雨欲来的氛围中，最终将徐继畬推入绝境的，竟然是同为“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

林则徐眼中的“卖国者”

1850年正月，道光皇帝去世，咸丰皇帝登基。五月，英国的一名传教士和一名医生通过英国驻福州领事馆租赁了城内神光寺的房间，租期为六个月。由于不熟悉两国条约的有关规定，福建福州侯官县令在租约上盖了章。按照中英南京条约的有关规定，英国人是不允许住入城内的。徐继畬得知此事后，命令侯官县令向英国人说明自己的错误，并提出照会要求其搬出城外。而英国驻福州代领事金执尔却认为这是已经得到中国官方认可的事，要等香港总督批复后再搬。显然，金执尔是在拖延时间。

此事引起了回乡养病的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的不满。当地士绅多有林则徐的门生、故旧，林实质上成了当地士绅、闽籍京官弹劾徐继畬的“精神”支柱。林则徐组织部分士绅书写公开信质问侯官县令，斥责他在租赁合同上准盖县衙印章是“投降”“卖国”。县令不服，林则徐随即上书福建巡抚徐继畬，要求效法广州，将这两个英国人从神光寺驱逐出去。

徐继畬开始答应“调查”，但未完全按士绅意见办理，而是主张从缓设法，避免激起事端。他认为，英人租住神光寺一事，双方都有错误，不宜操之过急，应当采取外交手段，从容处理，使英人心服口服，自己搬出，以免扩大事态，使正在沿海寻找机会挑衅的英国人找到战争借口。同时，他采取“藉民拒夷”的策略，暗中布置福州百姓不给英人修理房屋，不去求医，给英国人施加压力，不露痕迹地逼其早日搬出。

林则徐闻讯十分气愤，认为徐继畬的做法太过软弱。他再次上书，一连串提出十二个问题，表明不惜为驱逐两名英国人而引发一场大战。他还以激将法的语气告诉徐继畬：如果需要当地士绅民群出资相助，成立抗敌民团，我本人愿意听候调遣，唯你马首是瞻。此时，福州城内书院的学生也对英人进行威胁、恫吓。为此，金执尔十分不满地向徐继畬提出抗议，要求中方保护英国平民的生命安全。徐继畬于是派出士兵在神光寺巡防，也对英人进行监视。而城内部分士绅则认为，这是官府在庇护夷人，镇压民众，对徐继畬更加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