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先驱徐继畬被林则徐诬指“卖国”-3

徐继畬的上司、闽浙总督刘韵珂从外地阅兵回来，知道事情的经过后，也赞成徐继畬的做法，认为强行驱逐英人以及成立民团，都会引起边衅，留下后患。林则徐对刘、徐二人的行为更加不满，认为他们是害怕英国人，敷衍塞责。

此时福州城传出种种谣言，说夷人在往城里运枪炮，将要占领福州城，并且破坏了中国的大炮。虽然徐继畬经过调查，证实纯系谣传，但林则徐仍然感到事情严重，发动朝内福建籍官员给咸丰皇帝上奏，弹劾刘、徐二人庇护下属，强迫百姓服从夷人。

弹劾奏文雪片般飞向紫禁城。奏文列举的罪名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例如一纸奏文称徐放弃“海防”，并列举说海防炮垒的火炮锈蚀斑斑，炮眼都被堵死了。咸丰非常愤怒，对刘、徐进行了指责，下诏要求迅速处理此事。他撤了徐继畬的巡抚职务，并由二品降为四品。徐继畬丢下亡妻的灵柩匆匆返京“复命”。曾任闽浙总督的刘韵珂为此不平，上书皇帝为徐辩护，奏文不但未被咸丰帝采纳，连他也受到牵连，被撤掉闽浙总督的职务。

咸丰帝旋即派满洲贵族裕泰接替刘韵珂为闽浙总督。裕泰带着咸丰帝“到任后不动声色，再行严密查访”的御旨赴任，并于2月23日报告说：“刘韵珂等覆奏各情，尚无不实，亦无掩饰情弊。”明知徐继畬遭受了冤屈，咸丰仍漠然置之。清廷不但不为徐继畬平反，还在其遭撤职十三年之后，又找到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罢了徐继畬的全部官职。

在“神光寺事件”中，徐继畬和林则徐之间的分歧，原本只是策略的不同，二人的目的都是要“驱夷”，徐主和缓，林主强硬。而这一事件作为林则徐复出后唯一插手的与西方有关的事务，人们看不出他有高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和手段，相反他不惜轻率动武的姿态，说明并没有吸取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茅海建先生的推论更让人有共鸣：“我们可以认定林则徐有着可贵且有限的开眼看世界的事实，但还不能推导出他有着改革中国的思想。”但把策略分歧立场化、道德化，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之一。此后的百余年间，徐、林之间的策略分歧却被说成是立场不同，徐继畬一直深蒙“妥协”“卖国”之诬。

历史学者袁伟时先生评论道，中国近代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一种如林则徐，致力于抵制外来势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这类爱国主义在任何时代都会被推崇为道德的楷模，因为它涉及的主要是保卫而不是改造原有的社会和传统。另一类型的爱国主义，致力于改造原有的社会机制，从困境中挽救国家，由于这种爱国主义构成了对传统的挑战，势必触犯某一社会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往往遭到出自不同动机的非议。徐继畬在乌山（神光寺）事件中的遭遇就是对此最好的注脚。

我向来赞同袁先生的这一结论。直到今天我们既不缺少知识上的“义和团”，更不缺少情绪上的“义和团”，中国人对自己爱讲“相时而动”，“能屈能伸”，一旦延伸到国家层面，极易借爱国之名，行害国之实。百余年的民族悲情，往往使中国不是演变为制造顺民的工厂，就是变异为制造暴民的乐园。林、徐之间的乌山之争如此，今天某些民众的意气用事亦如此。

美国人爱戴的“东方伽利略”

徐继畬后半生连遭厄运，被罢官的真正原因，其实还是因为他撰著的《瀛环志略》一书。

徐继畬从未曾踏出过国门一步，却以一代直臣的使命感，在时代夹缝中潜心著述，以免中华继续陷入“举国昏昏、上下噩噩”之尴尬境地。然而，他的诸多精彩之论，不但未得到清廷上层的肯定和支持，相反却招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回归故里后，徐继畬已心如止水，准备在家乡终老残生。想不到就在此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无意中听到徐继畬的事迹后，被深深震动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在相隔万里、闭关自守的“老大中国”，居然还有这样一位黄皮肤黑眼睛的知音！

1868年3月29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引起全国注意的重要评论。此文论述一位清朝官员因研究科学被撤职，并遭到皇帝放逐，长达18年。其科研成果是一部世界地志专著，名为《瀛环志略》。因为这本书的诞生，从此“中国历史悠久的地志体系，被这位东方伽利略改革了……对中国人来说，研究夷人历史，肯定险象环生，而这位地理学家，正直勇敢，不怕重蹈伽利略的覆辙”。

美国人盛赞为“东方伽利略”的人，就是早已寂然隐退的徐继畬。

1867年10月21日，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美国著名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著名废奴主义者），代表美国政府将一幅华盛顿像赠送给了徐继畬。这幅画像是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特地请人按照美国著名画家斯图尔特所作华盛顿肖像复制的。

赠送仪式在北京举行，气氛相当热烈隆重。蒲安臣公使热情洋溢地致辞曰：“华盛顿‘与中国人民一样，坚信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呼吸自由的空气；与中国人民一样，坚持孔子在2300年前就提出的一个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更为难得的是，蒲安臣代表美国对徐继畬表达了非同寻常的敬意，他说：“盖为我国之民所敬仰而深慕者，独有兄台一人而已！”这样的盛誉，在美国的历史上恐怕也不多见。

徐继畬被美国人熟知后，他的仕途也突然时来运转。

第二次鸦片战争惨败后，清王朝终于感到不明白外部世界的种种苦处。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同治四年（1865年），最早熟悉“夷情夷务”的徐继畬又被朝廷想起，两宫皇太后命其入京，担任通商衙门行走（相当于外贸部长），徐继畬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任主管对外通商的官员。《瀛环志略》也由总理衙门于1866年重新刊行，成为近代中国人了解世界的“标准本”，此时距此书初刻，已近二十年矣。同治六年（1867年），徐继畬又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兼总理同文馆事务大臣，即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高等学校首任校长，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开创者。

1869年，徐氏告老还乡。同治十二年（1873年），清廷赏加徐继畬头品顶戴，似有“补赏”以前对他处分不公之意。刚刚获得这份荣宠的徐继畬，这一年不久即在家中病逝。

耐人寻味的是，徐继畬病卒后，美国学者誉其为“世界公民”。而徐继畬却从不敢以此自居，他生前的每一刻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毕竟是大清的奴才，处世为谨，方幸得善终。伽利略因钻研和传播科学真理而遭到宗教迫害，高压之下，伽利略最终屈服，公开宣称自己错了。同伽利略一样，当年为了《瀛环志略》能够出版，这位“东方伽利略”徐继畬也屈服了，他在引言中写道：“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这才是中规中矩的传统士大夫的论调。

“身处阴沟，仰望星空”，一个终生向往民主政治的人，却在专制之下胆战心惊地生活了一辈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无奈的讽刺。

光绪二年（1876年），郭嵩焘出使西洋，目睹了西方世界的实际情况，印证了《瀛环志略》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描述。在给国内的信中他感叹地说：“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谋远虑加人一等者乎？”今天，凡是去美国参观华盛顿纪念碑的人们，尤其是华人，看到异国奉为珍奇的这块汉字碑，聆听到160多年前就发出的这个勇敢的声音，想象徐继畬曾蒙受的种种不公，我们会是何种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