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统和中统都是苏联克格勃的学生-2

抗日战争期间，国方特务曾经训练青年以进步学生的名义前往延安，试图建立潜伏组织甚至谍报电台，但多番尝试都是血本无归。军统的“汉中特训班”算是最成功的，学员曾经打入边区部分组织，但在中共保卫机构的严密审查下纷纷曝光被捕。据日后发现的国方档案，仍有部分潜伏特务进入了休眠状态，是否传出过有价值的情报已不得而知。

相比之下，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活动尤其是对汪伪政府官员的制裁，显得更加成功一些。军统在这方面更有得天独厚的的优势，早在1933年长城抗战的时候，就在北平六国饭店刺杀了有投日行为的下野军阀张敬尧。抗战爆发之后，军统河内刺杀汪精卫虽然失败，但此后坚持不懈，先后干掉伪军政部长周凤歧、伪外交部长陈箓、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等人。

除了刺汪之外，大部分暗杀是通过收买汉奸身边的厨师、警卫、仆人来实施。1939年12月，军统掌握了汪伪特务头子喜欢齐聚上海百乐门舞厅跳舞的行动规律，通过收买舞厅侍应生领班、特务头子身边警卫，在一个月之内接连杀掉了汪伪特工总部厅长何天风、处长陈明楚、潘达、钱人龙等人，使汪伪政权人人自危。

中统在这方面的斩获不多，最著名的是一起失败的行动——沪上名媛郑苹如诱杀汪伪特工总部“76号”首脑丁默邨，此事成了张爱玲小说及李安电影《色·戒》的原型。

特务不会消亡，只会慢慢变化

除了军统、中统之外，国民党政权中还存在宪兵的“特高科”、陈诚的“调查系”等其他特务机构，所谓“军警宪特”就是所有反人民的特务机关总称。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准备由“训政”阶段进入“宪政”阶段，召集国民大会通过宪法、选举总统。这种情况下，规模庞大的特务组织显得不合时宜、尾大不掉。于是，“中统”被改组为“中央党部党员通讯局”，之后又变化为“内政部调查局”，规模更加庞大的军统在戴笠因空难离世后也被肢解，主体变为“国防部保密局”，警察、武装部分各自独立，不再像之前那般联系紧密。

有的时候，脏活也不全是军统、中统所为，1945年的云南昆明“一二·一”惨案，在西南联大校园内造成4人死亡、29人负伤，背后主其事者是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和代理省主席李宗黄。1946年六七月间，西南联大教授李公朴、闻一多接连遇刺，则是继任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的“杰作”，这件事连军统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当时军统首脑毛人凤还以为是中统制造的事端，了解情况之后大骂霍揆彰是“替（蒋）主席帮倒忙”。

关麟征、霍揆彰因此先后丢掉了总司令的位置。但是社会舆论对此类事件并不松口，常抓住被处决的凶手是否被掉包等事件猛追不放。

1947年6月，武汉市军警宪特人员联合搜查武汉大学，搜捕组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的中共地下党员，与学生冲突中开了枪，造成3人死亡。国民政府追究责任，不仅武汉警备司令彭善等一批官员被撤职，被指与开枪直接相关的中统特务胡孝扬甚至畏罪投江自杀。当然，认为胡孝扬是伪造自杀以逃避罪责的说法，也有一定的市场。

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国民党特务进入了另一种角色。多少个寒冷的夜晚，大批民兵和群众举着火把“抓空投特务”成了很多共和国同龄人难以磨灭的回忆。“特务”也最终定格为电影中狡诈、凶残，通常被打上惨白的底光示人的反面角色。

厂卫——大明朝的纪委

朝廷设有特务机关，犹如微博设有“悄悄关注”的功能、单位总少不了包打听和长舌妇，满足的不只是皇上的偷窥欲，还有面对大小臣工时坐拥压倒性信息的优越感。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当过乞丐，混过帮派，遍尝人间冷暖，对小道消息特别敏感，手下文武百官今天谁和谁吃了饭，明天谁吐了谁的槽，恨不得脸贴在墙根底下听得一清二楚。

这也不怪他，权臣功高震主是每个开国皇帝的腹心之患，何况朱元璋这种太子先亡，太孙又是童蒙的情况。不把大臣琢磨得通通透透，朱家天下就可能传不下去。原本是皇帝亲信卫队的锦衣卫逐渐演变为秘密调查机构，也就顺理成章了。

既然消息由密查而来，怎么能交给司法机关处理？掌管“诏狱”的锦衣卫北镇抚司应运而生。皇帝要逮捕谁，不仅可以直接抓，还可以直接审，定了罪名再送法司直接杀。他的儿子永乐皇帝朱棣篡位登基之后更进一步，以亲信宦官专司缉访，“东厂”因此横空出世。厂卫几乎是游离于大明的司法制度之外的皇帝直辖系统。某种程度上，大明朝的厂卫类似于今天的纪委，把官员逮到诏狱里审问相当于“双规”。

朱元璋废除了沿革两千年的丞相一职，他老人家马上得天下，精力过人，可以在8天之内处理1160件奏章3291件事。但人都是有惰性的，何况龙子龙孙。后来的皇帝甚至连亲自处理政务的精力都没有，批阅奏折、办理诏狱通通交给宦官处理。电影《新龙门客栈》里，东厂太监说出“要圣旨，来人呐，咱们给他写一张”，不完全是戏说。

有明一代的掌权宦官，无不以厂卫为立身之基，用以监视群臣、打击对手。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得到皇帝宠信之后，立即攻讦东厂提督王岳，夺取特务机关的控制权，继而以之为凌虐群臣的法宝。天启年间的“九千岁”魏忠贤更是靠着皇帝的放任与厂卫的特权，将忤逆自己的官员统统列为“东林朋党”，接连制造冤狱予以打击。

朱元璋的政治遗产，虽然让宦官成为特务头子，掌握滔天权势，却保证了皇帝绝对权威。但再蛮横的宦官，性命始终把握在皇帝手中。每个穷凶一时的“大铛”（提督东厂太监），都不免在先帝龙驭上宾之后，成为新皇帝宣示励精图治的祭品。

现代意义的特务机构，对国内外的监视打击从来不分士农工商。但明代的厂卫特务，在朱元璋、朱棣时代还有一些罗织罪名、坑害庶民的记载，到明朝中后期几乎完全成了皇帝制约群臣、宦官与官员斗争的工具。曾经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五人墓碑记》，描述苏州市民发起暴动，围攻锦衣卫缇骑。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厂卫特务要抓捕深得民心的退职官员周顺昌。

在明朝，厂卫只震慑官员，真正被普通百姓视为祸害的，是皇帝派出到各地的税监、盐监、仓监、矿监等宦官。万历年间的矿监更发明了“矿不必穴、税不必商”的敛财之术，只要指定某处有矿，则不管是否开采、有无产出，范围之内无论士农工商都要缴纳矿税，“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橐（口袋之意，指家产）立罄矣”。可见苛政猛于虎之言不假，扰民并非只有特务机关。

最令人唏嘘的是，宦官治下的厂卫号称森罗密布，在明亡前夕却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李自成农民军围攻北京城时，率先开打彰义、德胜、平则、宣武各门投降的，正是督战的太监。流言四布之下，连已经退职在家的前东厂提督曹化淳也被多名官员指责为“开门迎贼”。可见宦官特务臭名昭著，与得罪掌握话语权的士人关系匪浅。也许，只有秉笔太监王承恩随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才能稍稍挽回他们的名声吧。（文/王戡）

天下无处不特务

去年“棱镜门”事件曝光，举世震惊，原来自由民主的美国也会监控公众的通信。为何小伙伴对此事感到惊讶？因为在人类历史中，这些监控行为是与特务政治、警察国家这些贬义词联系起来的。

盖世太保（纳粹秘密警察）、克格勃、斯塔西（前东德国家安全局）都曾经是举世闻名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这些组织对民众的监控可谓登峰造极。以至于名作家奥威尔以这些特务组织为蓝本，在其反极权名著《1984》中，塑造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思想警察”——主人公在日记本上放了一根头发作为掩护，纵然心细如发，“思想警察”仍然盗窃了这本日记，主人公却蒙在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