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统和中统都是苏联克格勃的学生-3

在真实的极权国家里，人时刻都要担心自己身边的耳朵和眼睛，就如德国影片《窃听风暴》，即使做爱的时候，隔墙也是有耳的。

最终普京总统接纳了斯诺登避难俄罗斯的请求，这个结局多少有些讽刺的意味。俄罗斯的前身苏联，恰恰存在过最善于窃听和监控民众的特务组织——克格勃。

克格勃——有史以来最令人恐惧的特务组织。

一名苏联妇女坐在长椅上，她没有想到并排而坐的是外国游客。这名妇女当即被列入克格勃黑名单，罪名是里通外国。而这意味着她在就业方面将遇到种种限制，从此被禁止出国。

这不是小说，而是克格勃前第一副主席菲利普·博布科夫书中提到的真事。这就是克格勃——大名鼎鼎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俄文缩写КГБ，音译克格勃）。

克格勃的前身最早能追溯到1917年12月成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缩写音译契卡）。20世纪30年代它以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名称示人。

契卡最初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与阴谋破坏和土匪活动作斗争，但很快其职权就扩展为“肃清反革命”，而“反革命”含义极广。契卡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逮捕、侦查、不经法院作出判决并执行判决，大规模枪杀“人质”，把镇压反革命提高到国策的高度。

斯大林当政后，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了大清洗。1934年安全部门改组成立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

安全部门得到命令，要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揭出破坏分子来充当替罪羊。当时，建筑工程中的计算失误，技术上的差错，铁路上的事故，财政文件中一个不确切数字，都被解释为“反革命破坏活动”；另外，大批人被指控为外国间谍，当时地球上几乎每一个稍为重要的国家，都往苏联“派出了”间谍。

随着“清洗”不断扩大，镇压的浪潮最终还是落到NKVD头上，前后两任领导人亚戈达、叶若夫先后“被清洗”。

二战的胜利，并未停止住NKVD的脚步。1946年关于独立研究哲学、文学、历史的青年小组案件，与“世界主义”斗争案件，列宁格勒案件，医生投毒案件等是NKVD战后炮制的最著名的几起冤假错案。

在安德罗波夫继任克格勃主席后，克格勃机关达到了势力的巅峰。当时苏联刑法典出现了一项条款（第190条第1款），规定对散布损害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谣言和消息者，要进行惩罚。这一条款让克格勃可以为所欲为。

克格勃在其历史上创造了许多独特手段对付国家敌人。很多人经短暂的秘密审讯后，被投入监狱，另一些人，经克格勃挑选的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认定患有各种反苏和其他病症，被强制送进各个精神病院“治疗”。直到1988年，“政治精神病学”才走到尽头，约有80万“精神病患者”被匆忙“摘帽”。

克格勃最拿手的手段是窃听，苏联解体后，克格勃不仅违反法律还违反其本身工作条例，对一系列政治家、名人采取窃听措施，如叶利钦等人及其亲属、熟人的电话都被窃听，甚至戈尔巴乔夫妻子赖莎的女理发师或叶利钦的网球教练之流，也都遭到了窃听。

克格勃的另一个拿手好戏是秘密监控。当一名女青年运动员曾说她想嫁给外国人后，克格勃第五局即秘密禁止她出国去东德参加比赛。

克格勃还很善于钓鱼执法，这是自上世纪20年代就采取的老办法。契卡人员在这方面创意迭出：他们组织假的地下反革命组织，让其与侨居国外的白俄取得联系。某些侨民领袖上钩后，悄悄跑回国来想看看形势如何，一回来即遭到逮捕、处决。

到了克格勃时代，这种风气依旧，克格勃监察局曾在远东军区发现一个案例：两名派驻的克格勃特工杜撰出一个间谍团伙，他们写好窃听内容，然后开始泡制录音带，角色是两人自己客串的。一人扮演被招募的间谍，另一人扮演外国间谍。为此，一个无辜的军官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更有趣的是，克格勃努力维护他的敌人存在。人民劳动联盟是20年代就成立的流亡西方的白俄组织，到了70年代，经过两代人以后，新一代白俄大多已融入所在国，对政治缺乏兴趣，该组织早已名存实亡。

克格勃却源源不断地向人民劳动联盟等组织派遣渗透特工，如果没有克格勃卧底充实的话，人民劳动联盟之类的组织早就自然瓦解了。到上世纪70年代，该组织的领导层中，几乎一半的人是克格勃派去的卧底。

克格勃这么干正如中国一句老话，“养贼自重”：如果他们不存在了，克格勃势必被削减预算和人员编制，因此，这类流亡组织必须保持半死不活的状态。

1953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推行“解冻”政策，大规模红色恐怖政策停止，克格勃对内控制的力度一度有所放松。

但克格勃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问题已经蔚然成风。当时的克格勃主席谢米怡斯内喜欢讲这样一个笑话：父亲是位老契卡，儿子子承父业当了克格勃。有一天，儿子责备老爹：“爸爸，这个案子你怎么研究了15年呢？我看了一遍材料，就马上结案了。”父亲痛心地摇着头说：“唉，你真是太幼稚了，15年来，我一直靠此案赖以为生，可你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它给结束了。”

FBI——在维护国家安全与捍卫人权之间走钢丝。

去年爆出的“棱镜门”事件，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情治部门侵犯公民隐私的丑闻。

对于美国而言，维护国家安全与控制特务组织，让其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事永远成为了刀锋的两面。

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曾写道：“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或内在的控制。”

出于对特务机关可能变得无法无天的恐惧，美国很晚才建立起情报机构，同时还建立了一套复杂完备的法律制度，对情报部门活动进行了种种限制。

如果非要在美国找一个类似克格勃对国内进行监控的特务组织，非FBI莫属。FBI是1908年由附属于司法部的打击犯罪、反间谍和非法政治活动的专职联邦机构——调查局（BOI）发展而来。1935年正式更名为联邦调查局（FBI）。纵有再好的制度约束，FBI超越法律界限的事件仍屡见不鲜。

从成立伊始，调查局便对各种左右翼的激进分子进行打击和监控。特别是十月革命后，司法部长帕尔默指派年轻的调查局特工埃德加·胡佛打击苏俄背景激进分子。胡佛带领61名调查局特工和35名卧底线人，开始了长达50年的特务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