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出逃后留下的机组人员命运如何?
最新文章书摘康庭梓2014-04-27
[摘要]机组人员口述当年多舛命运。
“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四十二年了,而当时留下来的五位机组人员的命运又将如何?本文披露了他们的多舛命运(作者为五位机组人员之一)。
机组人员六神无主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专机强行起飞近一个小时后,林彪警卫团的指战员们撤离了现场,空旷的山海关机场又出现了少有的宁静,在沉重的夜色中静得有些可怕,与这种客观环境极不相称的是机组剩下五个人的心情却无法平静下来。
面对停放过256号专机的停机坪与三位机械师睡过的房间,回想起刚刚发生在眼前的那怵目惊心的场面,真好比五雷轰顶,机组五个人的脑子就像要炸开一样,不知如何是好。从调度室主任那里,从山海关场站那里,该问的都问到了。8341部队警卫团的领导丢下的话就那么多,当时,能够得到的信息太少了,其余任何方面的情况都无法继续了解。突然间,机组人员就像陷入了无底深渊,感到一种空前的孤立。
此外,还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向我们袭来。大家心里都明白,在国家最重要的专机任务上出了问题,肯定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一个普通专机任务的派遣,都要经过空军最高领导机关,然后逐级往下,层层落实。在专机部队,除了对飞行、领航、通信、机械等各个业务部门分头把关外,机组的搭配情况也要经过主管领导的批准,保卫部门甚至航空医生都要以某种形式表示对任务机组的负责。普通专机任务尚且如此,重要专机的涉及面就会更大、更广。因此,这个问题的发生,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很难设想。具体会影响到哪些单位、个人,也无法预料。但不管事情有多么严重,首要的一步就是先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可是,眼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机组五人相对无言、一筹莫展。紧张的心情赶走了困乏与睡意,昨晚虽然只睡了一个小时,但意外事故的发生把机组的每一个人都推到了极度兴奋的顶端,心里悬着一块大石头,怎么能安然入睡呢?机组五人虽然年龄各异,经历不同,但不得不承认,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使自己陷入六神无主、无限被动的境地。
汇报情况当务之急
作为军人,在如此典型的军事行为中发生了意外,很自然地联想到要向自己的领导汇报事情发生的经过并得到下一步行动的指示。奇怪的是在如此关键的时刻,除了256号专机起飞不久,机组第一副驾驶员陈联炳回答过空军参谋长的电话询问之外,就再也没人主动过问机组的任何事情,机组人员急于找上级组织汇报情况的心情一下子被冷落了,以往执行专机任务在外时那种处处得到各方面呵护的景象一点儿都没有了。在一时找不到组织、找不到领导、短时间失去依靠、感到非常孤独的时候,机组五人,包括还是战士身份的空中服务员小魏在内的五名党员,没有忘记一名党员在任何时候都应具备的组织原则。
执行专机任务是一位军人、党员在自己战斗岗位上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也同样应该实事求是地、及时地向组织汇报所发生的一切。平时,包括飞行训练在内的每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都要对当天的飞行活动情况进行总结、讲评,对飞行中出现的任何不正常现象,都要及时通过各种渠道向当地空军领导及北京的大本营进行汇报,以求得领导的意见与支持。12日晚22点多钟,机长潘景寅不是也在召开机组会,讲评当天仅半个多小时飞行的情况及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吗?眼下,当务之急是找到能够听我们汇报的上级或上级的领导。
13日上午,机组五个人在一起,除继续回忆突发事变的每一个细节之外,集中的话题就是推举机组副驾驶员、团副参谋长陈联炳作为机组的负责人,尽快与上级取得联系,汇报情况,获取指示。
副驾驶员陈联炳,是1947年在安徽老家,由一个十几岁的放牛娃当上解放军的。同机长潘景寅一样是我军航校第七期飞行学员,航校毕业进入专机部队,成了一名出色的专机飞行员。他是除潘景寅之外的第二号“种子”,除了同潘景寅一起执行重要专机任务外,还担任着三叉戟飞行中队新飞行员的训练工作。陈联炳一心扑在飞行工作中,当他的儿子降生的时候,他正执行专机任务在外地,没有因此影响飞行任务的完成。陈联炳性格豪爽,心直口快,同志们送他外号“陈二虎”。
眼下,师里的副政委、机长潘景寅同三位机械师飞走了,机组剩下的五个人中,只有他的行政职务最高,资历最长,面对事变,他肩上的担子比别人更重,他的情绪变得比平时更急躁。陈联炳一改平时那爽直豁达的脾气,很认真地问党小组长老李:“你看咱们该怎么办才好?”平时,在这位老兵面前,似乎没有什么能使他感到为难的事情,一天乐呵呵地飞来飞去,这一次他可真的没了主意。
大队领航副主任、机组领航员老李,是1951年入伍的老领航员。1953年以优异的成绩从航校毕业,分配到空军专机师工作,曾多次执行中央领导人的专机任务,也曾随专机飞行到达过十多个国家。其中还以专家身份在越南工作九个多月,不仅多次为胡志明主席专机领航,而且,越南空军的首批领航员也都是他亲手带出来的。他性格幽默,有超人的记忆力,全国多数机场的有关资料都能背下来,有些导航台的频率就像背常用的电话号码那样张口即出。也许是过人的聪明与太多的知识取代了头上的黑发,刚三十多岁就过早地秃顶了。他高兴时,经常哼唱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拉兹之歌》,人们送他外号“拉兹”。眼下,老李面对突发事件,我们没有听到那熟悉的《拉兹之歌》,他眉头紧锁,情绪有些低沉。听到副参谋长陈联炳问他“怎么办”的时候,他抬起头来,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上级这样发愁、为难,平时善于诙谐、谈笑的他,此时此刻说什么也幽默不起来了。张了张嘴,眨巴几下眼睛,没能说出一个字来。
团通信副主任、机组通信员老陈,浙江人,是一位年龄和副驾驶员差不多的老通信员,他性格沉稳,技术精湛,在伊尔—18等机种上执行过许多次国内外专机任务。尤其出国飞行时,空中需要英语对话,当时,能担当此任的空勤通信员寥寥无几,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干,克服空中语言障碍,多次出色完成国外的专机任务。1965年执行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到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十周年纪念活动时,阿尔及尔突然发生军事政变,据说这个消息开始是由美国飞机上传出来的,由于老陈等人的精心工作与较高的英语水平,也比较早地获知这一重要信息,使一同前往的两个机组临危不乱、主动应对,及时返航回国,受到空军直属政治部党委记集体二等功的奖励。老陈善于动脑,酷爱学习,下象棋时,他不看棋盘,通过遥控,就可以战胜许多对手。面对突发事件的现实,他的话不多,经常陷入沉思。
机组空中服务员小魏虽然是位年仅20岁的女孩子,但她同我们在一起时表现出一位姑娘少有的成熟。13日上午,当我们比较冷静地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认真思考的时候,小魏虽然很少发言,但她的情绪同我们一样沉着、冷静,从凌晨开始,在那夹杂着枪声的混乱场面里,她没有因为恐惧、慌乱而掉过一滴眼泪,她不但没有成为机组的拖累,相反,她的坚强为我们机组其他人员的低沉情绪增加了一点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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