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出逃后留下的机组人员命运如何？-2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机组人员逐渐摆脱凌晨那激烈、混杂、简直像做噩梦一样的场景，慢慢回到现实中来的时候，开始对256号专机任务飞行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原来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不得不加以认真地分析了。例如明明使用的是256号专机，为什么要使用252飞机的代号呢？机长潘景寅只是一味地多加油，为什么就是不讲到什么地方去的航线呢？当然，这些都可以理解为“重要专机任务保密”的需要。可是，“重要任务”与凌晨发生的事件相比，无论从哪一点看都是格格不入的……机组人员在一起越分析越认为问题很多，而且很严重。空军的专机，在海军的机场发生了问题，是找空军呢，还是找海军？一时又拿不定主意，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大家研究决定，还是直接向中央汇报为好。尽快告诉中央，林副统帅半夜乘机不知去向。可是通过什么渠道、找中央哪位首长呢？机组人员又一次陷入茫然之中。就这样机组处在设法解决“向上级汇报情况”的焦虑与无奈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13日上午，就要到吃中午饭的时间了，机组五人仍在全心全意地想着专机，想着汇报，想着许许多多需要马上做的工作。唯独没有想到的是，海军场站的同志通知我们：中午饭不要到空勤食堂就餐了，由海军的同志直接把午饭送到招待所来。我们听到后惊呆了。

没有领导愿听汇报

人的一生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其中，有些事情对自己来说尽管是离奇的、突然的，但总可以凭自己的分析判断，从不同的方面找出它的因果与逻辑关系，这些很可能是不准的，但总不会离题万里、不着边际。平时，人们比喻突然发生的事情，总是说“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可“梦”总还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相比之下，13日凌晨发生的事情对机组人员而言，不但无法从现实中找到任何痕迹，就是连做梦也不可能想到。所以，从13日凌晨开始，发生在机组身上接二连三的事情，都是机组五人所始料不及的。

不准到食堂就餐的消息一下子将机组人员的思路堵得死死的，机组五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不幸的事情就要发生，就不约而同地走出招待所的房间。此时，映入机组人员眼帘的另一个场面同样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军人招待所平房的前面是一片种有树木的开阔地，在这片树木的外面，隐约看到身着海军服装的战士在游动，一切都明白了！13日凌晨，海军场站的领导还同我们在一起，谈论刚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切，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就悄悄地离去了。原来，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表面看来我们同海军场站的同志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由于突发事件所带来的阴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向我们笼罩过来，这个阴影使我们顿时不知所措，甚至迷失方向。从那个时候起，我做过一切努力，想从这个阴影里走出来，但最终还是未能如愿。在招待所门口，机组五人彼此看了一眼，谁也没有说什么，本来已经很沉重的心，又重重地压上了一块石头。

此刻，我同其他人再也没有任何心思去想“向领导汇报”的事情了，思想上的这个急转弯来得虽然突然，但显得那样自然。原来，根本没有什么“领导”愿意听机组的汇报。在我们一心一意推举团副参谋长做机组的负责人，想办法寻找上级领导的时候，北京的大本营、空军司令部甚至包括海军司令部在内，已经没有哪位领导准备接受我们的汇报了，有的就是眼前看到的招待所四周的流动岗哨与明显感觉到带有恐怖气氛的环境。我们共同意识到已经失去了自由。这种被人监视、看管的现实与刚才机组一心想着工作的心情相比，落差太大了，我们无论如何从感情上也难以接受，顿时产生一种受屈辱的感觉。因为，按理而论，虽然还不知林彪专机出了什么问题，也不能把我们看管起来！

押解返京接受审查

9月14日，即发生事变的第二天下午，机组五人在海军同志的“陪同”下，从山海关坐火车离开，海、空军之比为2∶1。开始并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在山海关火车站临上火车时，才从车厢上的标志看出是向北京方向去的。上火车之后我发现乘坐的还是软席卧铺，没想到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坐软席卧铺列车，还附加了这些特有的条件。从空中而来，贴地面回去，残酷的现实给专机飞行员们开了一个如此大的玩笑。

火车经过一个下午的运行，到北京车站时已经是掌灯时分，机组每人及“陪同”的海军乘坐一辆吉普车直接从站台驶出，很快就左转弯向西，沿着宽敞明亮的长安大道急驰而去。

北京的夜晚仍然是那样美丽而又静谧，十里长街流光溢彩，车来人往、安静有序，国庆节前的天安门广场也有很多人在为搞庆祝活动而忙碌着。然而，此时此刻，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总理正在为处理林彪事件而紧张地工作着。我抬头看一眼右前方巍峨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到重大节日的庆典活动，林彪总是手拿小红书紧跟在毛主席身后的情境立刻浮现在我的面前。今年的国庆节林彪还能出现吗？今年的国庆节庆典活动还能像往年那样在这里大规模地举行吗？不可能了！当时虽然还不知道256号专机的去向，但就机组五人受到的“待遇”看也是不可能了。

从1971年9月14日晚上开始，机组剩下的五个人从“专机任务”走上了与飞行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专机任务”四个字也要打上引号，因为，从那时起，没有人再认为那是专机任务，而认为是林彪叛党、叛国的反革命行为。机组人员作为从林彪叛逃现场押解回京的嫌疑人，理所当然要接受组织的审查。只是机组人员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从“座上客”突然跌到“阶下囚”的位置，这种意外的转变，使每个人从心理上一下子难以承受。

海军保卫部为了将山海关现场的人“保护”好，首先把我们从北京火车站直接送到翠微路海军大院西侧的一幢平房里，每人一间房子，单独关了起来。紧接着将每人身上的贵重物品，例如手表、人民币等，强行收起来统一保管，连裤腰带也被视为危险品强行没收，这种人格侵犯行为使我们机组人员很难接受。以上这些“待遇”与一起从山海关回来的所享受到的是一样的，这一点让机组人员更想不通了。程洪珍是同林立果一起到山海关的，身上还带有武器，我们机组是奉命执行专机任务的，现在，把我们同程洪珍放在一起，一锅烩，算怎么一回事儿？其实，我们机组人员身上都没有带钱，平时身上有些零钱，也都是放在军衣上面的口袋里，夏季工作服只是在任务值班或飞行中穿在身上，机场营房内部也没有什么可买，带钱是多余的。再说，这次属于紧急任务，更没有必要也没有机会多带钱。像两位老陈，除了手表之外，两手空空，每天早上起来，既不能洗脸，也没法刷牙。性格急躁的团副参谋长实在无法忍受交手表、解裤腰带的行为，拿着手表说：“如果要收，就把它砸到地上。”其实海军的同志是怕我们逃跑或者拿裤腰带自寻短见。如果海军同志能把这些道理讲清楚，为了将山海关现场的所有人员保护好，完整无缺地移交给中央专案组，机组也是能够接受的。哪里知道，当时海军的领导也因林彪突然乘机叛逃一时乱了阵脚，哪还能将工作做得那样细致呢？反正你们都是没有逃跑剩下的，一律如此，无形之中我们与海军保卫部门的具体管理人员产生了对立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