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出逃后留下的机组人员命运如何？-3

9月19日，海军的人用一辆大轿车把山海关现场的机组人员、调度室主任、程洪珍及两个女兵共9人，仍然采用2∶1的比例，押送到位于西山脚下北京军区的一个招待所，从此开始了在中央专案组接受审查的生活。

漫长审查生活开始

为“九一三”事件而成立的中央专案组，临时设在西山脚下北京军区司令部招待所的一幢大楼里。当海军保卫部的人员押送我们的汽车到达那里的时候，本来已经是肃穆庄严的军营之中，由于山海关现场重要嫌疑人员的到来，使这里的气氛更显得严肃，甚至让人感到有些恐怖。虽然这里也是招待所，但是，进入招待所的情景与平时执行任务在外住招待所相比，无论哪方面都有着天壤之别。周围岗哨林立，所内陆军密集。当我们被押解进入招待所房间的路上，来自两侧警卫人员那怪异的表情与刺人的目光，就足以使我意识到下一步处境的可怕。不过，当他们发现还有几个年轻俊俏的女兵也混在其中的时候，那种如临大敌紧绷在心里的弦似乎有些放松了，重要嫌疑犯中怎么还有柔弱女子呢？而且还都是穿着军人的服装。

刚到中央专案组的几天里，机组每人一间房子。

一天深夜，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之一、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及公安部部长李震把机组人员叫去，听我们汇报了山海关现场的情况。当我们汇报到在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塔楼听到林彪警卫团的领导通过电话向北京报告说：“首长让老虎和叶群搞走”时，纪登奎挪动一下身子，把原来放在地毯上的双脚抬起来平放在沙发上，低着头，深度近视眼镜已经下移到鼻梁上，工作到深夜已显疲劳的眼神从眼镜镜片的上方注视着机组人员，义愤填膺地说道：“儿子、老婆能绑架老子吗？林彪要抢班夺权，等不及了，另立中央不成，乘飞机叛逃，在蒙古国摔死了！”

纪登奎的一席话揭开了机组心中长达10天之久的谜团，机组五人一直悬挂在半空中的心，这时总算落地了。之后，首长们还留机组人员吃夜宵。据说，中央领导总是工作到深夜，在向我们了解了有关“九一三”的情况后，连夜赶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总理汇报，在那段日子里中央领导是非常忙碌的。

纪登奎找我们谈话之后，机组人员的待遇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招待所的一层搬到了三层，原来一个人一间改为两个人一间。我和副驾驶陈联炳同住一间，通信员老陈同领航员老李住在一起，服务员小魏单住，没有让她同别的女兵住在一起。所谓搬家，对机组来说是最简单不过了。我们五个人中，只有三个人手里有个小包，另两个人两手空空，真是“灶王爷贴在腿肚上——人走家搬”。

……

1972年春节前，当机组人员同接我们的空军人员一起乘车从中央专案组来到对我们机组来说原本是非常熟悉的环境时，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一切都变得那样陌生，陌生得出人意料之外。

专机师的专案组作为空军专案组的一个组成部分，设立在空军最高学府——空军学院（现在为空军指挥学院）里面。这里离西郊机场很近，只有一条马路之隔，机组通信员老陈的家就住在学院里面，他的妻子是学院医务室的一名军医。我结婚后也曾在这里住过。

空军专案组的人员都是从专机师各单位抽调来的，主要由政工干部组成，也有个别空勤、地勤人员加入。这个专案组除了负责设在空军学院的专案审查外，还负责设在机场内部的专案审查。我们专机组人员从中央专案组回来，被认为是降了一级，所以，放在空军专案组继续审查。

当我们专机组五人遇到空军专机师专案组这些熟悉的人员时，一个令人非常尴尬的场面发生了。机组的人按人之常情想主动上前同他们打招呼时，得到的回报却是一张张冰冷的面孔、不予理睬。个别关系不错并曾在一起执行过多年专机任务的人，干脆把头转到别处，装作没有看见，避免双方的视线碰在一起时出现想说话又不能说话的尴尬局面。

“九一三”事件之后，被审查的人员中，除与“九一三”之夜两架飞机（256号专机与3685号直升机）的活动有直接关系者外，大都是从师、团到有关大队的主管领导。为了使部队的专机飞行工作能正常运行，从陆军或别的空军部队调进一批领导干部和飞行人员充实了专机师的上上下下及各个部门，这种行为被叫做“掺沙子”。同时，对与两架飞机有关的案件进行立案审查，并发动群众对与案件有联系的人和事进行揭发批判，实际上在机组回来之前这种揭发批判的运动已达到空前高涨的程度。

专案组就设在空军学院生活区的家属楼里。机组五个人又回到了一个人住一间房的状态，不同的是房间门口没有24小时的值班人员，只有在晚上才有人“陪住”。每天除了吃饭、放风之外，就是交代问题，交代与256号专机有关的问题，交代与机长潘景寅的关系问题，交代思想认识与行为上的错误问题。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另一阶段的被审查生活。